原标题:政解|中纪委揭秘“最短命副县长”落马记  新京报快讯(记者沙璐)3月31日,中纪委官网发布题为《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人民的监督是巡视工作的重要支撑》的文章,披露安徽省阜南县原副县长聂和平的落马过程。据中国日报网报道,聂和平从上任到接受组织调查不满100天,被人戏称为“最短命副县长”。    中纪委官网文章提及,2015年7月,安徽省委第七巡视组刚进驻阜南县某宾馆,就有群众来反映副县长聂和平的问题线索。  据来访群众介绍,阜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干部的工资收入有限,但聂和平家却拥有豪华住宅和几套门面房。  随后,巡视组工作人员请上县房产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聂和平家。文章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巡视组人员表示想核实一下房产登记资料,聂母对工作人员说,“我儿子是聂和平,你们不知道吗?”巡视组工作人员发现,聂家临街而建,迎街三间门面,上下五层。门里是一个大庭院,宛如一个浓缩的园林,小桥流水,奇石叠障,院子里有一栋四层的楼房。  回到驻地后,巡视组认为聂和平的线索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查性。为了及时处置,报经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提前将此线索移交阜阳市纪委迅速查处。  经查,聂和平利用职务之便,先后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155万元,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在2015年1月县人代会选举其为副县长的当月还收受贿赂。后来,聂和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官员在履新不久即因贪腐落马的情况并不少见。  据新华社报道,在十多年前,就有一位上任不到1小时的官员被“双规”。2003年3月13日中午12时,胡方瑜在当天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政协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不到1小时,就被纪检机关宣布进行“双规”。  据新华网消息,近日,一名“短命副市长”已被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河南焦作原常务副市长王宏景从上任到落马也不过40天的时间,被称“最短命的副市长”。王宏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身份,是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的弟弟。  此外,蒋洁敏从中石油老总任上调任国资委主任半年即被查。责任编辑:

原标题:刘士余批评的“1994年至今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是谁?  4月8日,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批评上市公司不分红,特别提到某上市公司1994年上市至今没有分红。刘士余表示,无正当理由不分红极有可能是财务造假,证监会要支持分红上市公司,对不分红的“铁公鸡”要严肃处”。  这家被批评的“铁公鸡”是谁? 各方的目光都落在了金杯汽车(600609.SH)身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金杯汽车近年来业绩已陷入“无法自救”的地步,常年依靠政府补助才得以生存。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于1988年,是199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主业从事汽车及配件制造。公司主要产品为轻型客车、轻型货车、多功能商用车、轿车、相应配件。自1992年上市以来,股票名称多次在*ST金杯及ST金杯以及金杯汽车间变换,但多年来始终不变的则是不分红的传统。自上市以来,金杯汽车共有8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亏损。10年间,该公司共获得政府补贴4.72亿元。  有媒体报道,从1995年到2000年,金杯客车的营业额每年以43%的速度增长。根据CBA在美国股市提交的数据,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收入63亿元,在轻客市场上市场占有率高达60%,税后利润为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不过,好景不长,自2001年开始,金杯汽车就陷入陷入了不断亏损、逐年衰落的烦恼之中。追溯到2001年来看,在上一年大额盈利2.50亿元后,金杯汽车业绩急转直下,净利润出现8.25亿元亏损。  当年年报数据显示,金杯汽车应收账款总额超17亿元,应收账款金额巨大,5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项超7亿元,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41.5%。而这些巨额账目多数来自其大股东、关联企业。值得玩味的是,在此之前,金杯汽车均按照应收款项余额的6%记提坏账准备,远无法真实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实际情况。  而根据金杯汽车发布的2016年年报显示,金杯汽车2016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8.02亿元,同比增长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亿元,同比下降683.03%。根据统计,金杯汽车在2016年的资产负债率为94.13%,达到了金杯汽车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  数据显示,金杯汽车在2016年的营业成本为41亿元,与2015年的38.61亿元相比增加2.39亿元,其中,整车业务和零部件业务的经营成本分别为13.15亿元和27.15亿元。  综合二者的经营利润来看,金杯汽车的主要亏损在于整车业务,2016年,其整车毛利率为-3.97%,可以说是在“赔本卖车”。  金杯汽车在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中指出,2016年的亏损主要由整车销量大幅下降和其下属俄罗斯子公司亏损所导致。而早在2016年年报公布之前,金杯汽车就已经因筹划资产出售重大事项而停牌。对此,金杯汽车发布公告称:“因本公司正在筹划资产出售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3 月 20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金杯汽车的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持有金杯汽车的中小股东将一如此前二十多年一样继续没有分红。事实上,金杯汽车的财务情况并非一直恶劣,第一财经记者整理相关数据发现,金杯汽车上市以来可查的会计年度数据显示,金杯汽车只有1995年、2001年、2004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4年、2016年共8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亏损。  其中,1998年和1999年金杯汽车的净利润超过了5亿元,2010年为2.81亿元,可谓是赚的盆满钵满,但不论上市公司收成如何,投资者的待遇却没有变化,就是没能领到一分钱的分红。而对于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各方疑问,金杯汽车则屡次回应称是公司“解决流动资金和公司投资、生产发展的需要”。  有媒体报道显示,最近10年,金杯汽车每年获得的补贴金额逐步增多。由2007年的779万元,到2016年的1.92亿元。10年间,共获得政府补贴4.72亿元。  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除金杯汽车外,公开资料显示,中毅达亦为多年不分红的铁公鸡,自1992年上市以来,中毅达从未向投资者进行现金分红,但2014年公司曾与2014年6月公告过一次股票分红,每股转增2股。  相比之下,金杯汽车则于1994年以来,无现金也无股票分红记录。    证券市场帮助金杯汽车解决了流动资金和公司投资、生产发展的需要,统计显示,金杯汽车从上市以来一共从市场圈走了10.4亿元,但从未分红。  事实上,对于上市公司分红,监管机构并非没有规定。早在2008年,证监会便推出“分红新政”,要求“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2013年上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要求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上市公司履行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2015年8月31日,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未知今年上述公司是否会有回馈投资者的行为。  “上市公司分红总体来说对投资者是好的,分红相对于股票价格的波动是更稳定的投资收益。”罗兰贝格执行总监舒畅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像金杯汽车这样二十余载不分红的“铁公鸡”上市企业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于投资者,公司管理方难辞其咎。  但是,舒畅也指出,上市公司分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区别对待。不少公司从其业绩上来看的确也没啥钱分,如果分了红股价很可能会掉,其实对于投资者结果也一样。对于一部分处于发展期的企业,不分红但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可能长期而言对投资者更佳。但是,所谓公司投资、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成为托词,对有钱但恶意不分红的“铁公鸡”,监管方还是应该严格处理。责任编辑:

中新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陈溯)美国财政部14日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专家认为,这对中美两国市场都是利好消息。  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他指出,近几个月来中国并未“操纵汇率”。  对于特朗普的突然转变以及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一变化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特朗普上台以后,随着专业财政班子的齐备,更多的是从中美两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魏本华表示,特朗普之前屡次提出中国存在“汇率操纵”是出于竞选的需要。  中信证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美国界定“汇率操纵国”有三个标准,而中国只符合其中一项,即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以上,在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和重复买卖外汇刻意干预这两项标准上中国均不符合,且中国近几年努力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与所谓“汇率操纵”的意图正好相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近日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双方加深了了解,也使得美国开始倾向从实际出发,“按照事实说话”。  此前有评论认为,一旦美国将中国正式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将使两国之间不可避免产生“贸易战”,届时将对世界两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诸建芳认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意味着中美之间打“贸易战”的可能性已经消除,“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这一做法对中美双方都有利。”  赵锡军指出,美国这一做法有利于中美正常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总的来讲,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等各方面带来的好处或许更多。  专家认为,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是利好。  赵锡军表示,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情况、国际收支情况、投融资、贸易状况以及预期是影响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贸易商、投资商对市场的预期会受一些名人讲话和机构预测的影响,此次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有助于外界增强理性预期。  “美国的这一转变有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不至于出现重大波动。”诸建芳表示。  魏本华表示,未被列入“汇率操纵国”是利好消息,但人民币汇率最终是由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完)责任编辑:

中新网襄阳5月4日电 (苏晓杰 胡传宾)3日,一辆装载50头生猪的货车行至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三股泉村时,冲下距离路面近4米的路基,造成驾驶员被困,近半生猪死亡。  当天12时30分许,三股泉村居民发现车祸后,救出了坐在副驾驶室和货车后排座位上的2人,但是驾驶员腿部被卡无法救出,当地居民遂向消防官兵求救。  南漳县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发现,驾驶员的双腿被卡在仪表盘与座位之间,内部空间狭小。消防官兵冒雨对内部座椅、仪表盘等进行破拆,扩大营救空间。同时,医护人员给驾驶员饮用葡萄糖,安抚其情绪。  40分钟后,一辆吊车到达现场对货车进行起吊,消防官兵趁机撑顶破拆,救出驾驶员并送上救护车。  据了解,事发时车上共有3人,货车老板宋某在货车后排休息,并无大碍。坐在驾驶室和副驾驶室的2名男子,分别是腿部和腰部受伤,但无生命危险。  老板宋某介绍,他来自湖南怀化,做生猪生意。当天从南漳县东巩镇购买50头生猪准备返回怀化,在途径三股泉村连续下坡急弯时货车冲下路基,车上50头生猪价值7万元人民币,其中近半死亡。(完)责任编辑:

原标题:韩国人在望京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是老望京了”。在这块被称为“中国韩国城”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韩国人人数最多时超过5万。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最正宗的韩餐馆。在街上,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韩国空气清新剂整齐地码放在一个货架上;芝麻叶和香菜这两种基本不会在对方菜谱上出现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个冷藏柜里。  中心广场上孩子在嬉闹,年轻的韩国母亲用不熟练的中文,和中国大爷大妈聊着天。  如今,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一些改变若隐若现。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一个工作日的午后,门前停着警车,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戴着“安全员”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两周前,一位刚毕业的韩国留学生,本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却临时改变计划,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飞回了自己的国度。  这一切,都让朴济英担忧:“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  3月中旬开始,朴济英发觉自己“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收到问候短信“你安全离开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特殊保护的重点”。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圈里,开始传播一些他称之为“非正常的视频”,其中一些还带着对韩国人的谩骂和暴力。  他担任副会长的民间组织“中国韩国人会”也收到一些韩国人的咨询,尽管担心人身安全的还是少数。  直到这时,这位年过半百,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还奇怪地问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有地震吗?”他有些哭笑不得,“很远,比韩国都远”。  “再远还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母亲还是放不下心。而这次,尽管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现在可以去韩国吗?”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现在拦出租车,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但是现在换了,变成韩国人。他们不会不让你坐,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尴尬的是,他的中国朋友看到相关的新闻,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有人还会问,“这是真的吗?”  朴济英认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视频。尽管他说,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业炒作的,”但他还是承认“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动”。  面对记者,他并不想谈到太多关于这次的争议。  “虽然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没有那么大的情绪,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压力。”尽管朴济英努力安慰着那些前来咨询的韩国同胞,但还是隐约担心。  这场低气压源自3月上旬。  在中国经商多年,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感受气氛的变化。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中韩建交25周年来,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有些尴尬”。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热”起来的过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1994年,朴济英来到北京。当时赴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并不多见,在北京的韩国人也比现在少得多。  朴济英因为“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历史和中医”,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  两年后,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  那时的中国,在大多数韩国人眼中,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红色”的“神秘国度”。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  当时,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没什么高楼,只有机场高速公路。晚上8点,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当时没有四环路,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各方面设施都没有,买东西也是到百货公司。  具滋元惊讶地看见马车和奔驰汽车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他眼中的中国,有着两个时代的重影——“19世纪和20世纪共存”。他感慨:“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30个外国留学生,26个是韩国人。  刚刚开放的年代,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在当时,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补贴。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0年年初,当成英善来中国时,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  拖着行李箱站在中关村,成英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原来这里也有很多高楼啊”。  “出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那个国家才出国的。” 回忆起14年前做的决定,成英善说。  目前中韩已成为互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据2016年4月教育部统计,2015年来华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数量最多,为66672人。  20多年来,朴济英眼看着“韩流”在中国流行起来。他从留学到创业,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  20多年前,还在学中医的他,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他下定决定,投资实业。  2005年《大长今》引进中国,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大长今》达到顶峰。  韩流文化的兴起,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给50秒啊,那个厉害了!”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  像朴济英一样,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而望京因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韩国人汇聚之地。  21世纪之初,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噌噌而起,大量的韩国人聚居于此,韩国的公司、银行、餐厅、娱乐场所等进驻其间,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居区,这里被称作“北京的飞地”“中国韩国城”。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目前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见到一个韩国人。”朴济英说。  在2008年一场被称为“韩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数字很庞大。据统计,当时仅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就有5万。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商店购物、菜场买菜,人人都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微信结账;出门打车,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都从网上买。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问女主人“生气了吗”。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肢体语言”让她觉得,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陪她买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为了教她汉语,常常超过这个时间,却从不计较。“十分纯真,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住在她家里,带她去首尔弘大、梨大这种“很韩国”的地方,而没有去济州岛,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  权素姬还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新闻——尽管目前她只能读懂标题。2013年年初,长春一名男婴被偷车贼掐死在雪地上,这个新闻让她揪心,“因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因为都长得一样,只是语言不同”。  她把4岁的孩子送到中韩双语幼儿园。在她看来,孩子从小就会说汉语和韩语,“能让他们在中国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欢吃中国菜,每周都会去中国餐馆吃一顿饭,比如烤鸭、麻辣烫等。  有时候她也忍不住感叹,“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这里的韩国餐厅很多,连外卖都是韩语服务,生活太韩国了”。  她喜欢南锣鼓巷、芳草地,离望京地铁站仅一站之遥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离这片“与韩国联系过于紧密”的土地的一个方向。因为“那里有个更真实的中国”。  尽管在中国生活23年,回到韩国时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说他非常了解中国。  喜欢《三国演义》,视赵云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们称为“中国通”。不过,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中国通”这个标签。  “那些在中国没待满5年的人,才会说‘对中国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会说‘中国范围太大了,我开始不知道中国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会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具滋元说。  当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拉着行李来到望京时,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冲着这里韩国人多慕名而来。  在望京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经揣着“看看韩剧中的人”的梦想,选择了到望京区域工作。不过她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是普通人。  她带着客户看房子,楼道里韩国住户会和中国住户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要和韩国客户打交道,也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请韩国阿姨来帮忙做个翻译“志愿者”,在楼外的四川麻辣烫,去得最热情的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韩国年轻人。  尽管乐天玛特门店关店的消息不时传来,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身边的韩国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静。朴济英很希望这种“平静”能一直持续下去。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朴济英的很多朋友抛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韩国,但他还是留了下来。  不过,当韩国企业、中国企业、韩国人、中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时,朴济英选择离开。2012年,他迁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价便宜,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不用担心上学问题。  他眼睁睁地看着望京房价一路飙升,“比首尔的房价都高了”。没能在中国买套房,成了他的遗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价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断上涨,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分散到北京的各个角落。  成英善已经习惯了中国飞驰的速度。“第二天醒来,又不一样了,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会,一半的北京出租车换成现代汽车。“之前都是红色的出租车,价格都不同,后来统一汽车排量标准2.0L。”  如今,连去韩国留学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都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级聚餐交份子钱时,只有从韩国回来的小王掏出了钱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机,用微信、支付宝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成英善感到压力。他偶尔去看电影,却抱怨“电影太贵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价格太贵了。”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韩国人爱喝酒的豪爽传统,周末时会和朋友去韩餐店喝两杯烧酒。  “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快车道。”权素姬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也感触良多。  这样一个飞速冲刺的中国,却并不能处处都令具滋元感到满意。为了看兵马俑、华清池,他去过12次西安。但十几年后再次来到这里,曾经“周围全是农村”的旅游景区早已修葺一新。“这里是西安、上海还是北京,我已经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这个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朴济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发现,在他新生活的周围,只有两家大超市,一家乐天玛特、一家沃尔玛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来时发现,乐天玛特关闭了,沃尔玛人满为患。  据称,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  在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学生发誓要抵制韩国货。  同样是教师身份的朴济英感到这种做法不妥,小学生没有判断能力,“如果这个小学生活到90岁,他80年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中韩关系肯定会解决。”  自己在上课时,无论底下是韩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过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过,出现了赶紧解决”。  去了中国一所知名的外语院校担任韩语教师,具滋元在上课的时候,同样会把不同的观点呈现给学生。  这位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插播少女时代MV、韩国综艺节目,也会跟着学生一起观看调侃韩国大叔、揭露社会丑闻的韩国新闻纪录片。他会说韩国社会竞争压力大,一些年轻人为了就职不惜整容,也会说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实讲,不要让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说。  不仅让中国学生了解韩国,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从海淀去望京,给韩国同胞讲述中国历史。  “双方都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学习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说。  回到韩国,具滋元都有些不适应了。网上购物都要交给妹妹完成,因为自己懒得申请账号。吃饭更习惯拿筷子扒饭,而在韩国的饮食习俗中,喝汤和吃饭都应该用勺子。  更有甚者,当他端起饭碗时,母亲就会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礼仪?”因为在韩国,“端碗吃饭像乞丐”。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他坦言。  对于朴济英来说,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比上海都要近。“实际上,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  “我的人脉、对社会的看法都是在中国形成。”朴济英说。  有韩国留学生说,每次回到首尔时,他的朋友说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发现“好吃的菜”并不是指传统韩餐,而是中餐、西餐,这些他在北京都能尝到。“不是有个说法吗,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对成英善来说,他从没打算回过韩国。他更担心的是,回国之后,同样不能接受国内的看法。“一直在韩国成长的人,想法特别窄,接触的范围也特别窄,遇到外国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闻里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就说‘当然’!和他们在一起的话特别有压力。”  朴济英认为,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留学过,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看法狭窄。”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萨德”两个字,他也不会主动谈及。  “兄弟之间、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两家之间,关系已过了,起诉了、打官司了,就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感情就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肯定就后遗症大了。”朴济英说。  在中国待久了,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深意”。这几日,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对方回复“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  一位在韩国留学两年的中国留学生,看见在他回国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这个季节,都是人满为患。  他本来已经入职某国内旅游公司,但因为韩国团体游产品下架,最终面临失业的困境。  成英善有个朋友,跟中国一家电视台合作了一个中韩合资项目,策划了一年,最终流产。  王晓玲说:“韩国人跟中国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沟通都是比较近的,很容易成为朋友,并不是说今天就完全变了。”但是,“民间感情,伤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说,“老百姓之间还是得多交流。先坐下来聊聊天,听听对方说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点,韩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满等号的中国食客;四川火锅店门口,推着婴儿车的韩国妈妈,起身和中国朋友道别;大厦外,三四个中年男子一边抽着烟,用夹杂着英文和韩语的中文聊着天。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铁站附近一处“望京韩国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时起,招牌中间的“韩”字,不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权素姬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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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4-06 02: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