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日前召开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在听取总体专家组汇报后,讨论并通过了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实施方案。会议决定,将成立28个跟踪研究专家团队,对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进行驻点指导。  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领导小组组长、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指出,当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存在薄弱环节,采暖季空气质量改善不明显,重污染天数居高不下。必须强化科技支撑,找准大气重污染的成因和来源,研究更有效的措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大气重污染问题。开展攻关工作首先要做到“说得清”和“让老百姓心里清楚”,通过集中攻关,定量化、精细化弄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和来源,形成整体系统的科学认知;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的科普宣传,做好面向公众的科学解读,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共识和合力。 其次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眼于整体和系统解决区域大气环境问题,统一调查方法、统一质量控制、统一数据管理,探索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体系。 第三要坚持为管理决策服务,紧紧围绕大气污染防治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这个核心,服务支撑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的大气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工作,帮助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做好成因分析并提出决策建议。  李干杰强调,将建立“包产到户”跟踪研究机制。成立28个跟踪研究专家团队,对“2+26”城市进行驻点指导,掌握防治工作第一手资料,提出“一市一策”的大气污染综合解决方案。(央视记者 刘洁)责任编辑:

  其实,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休闲方式必然日趋多样化。今年国庆节期间,有些游客在朋友圈晒“我的大片”,有开机、杀青仪式,导演、剧组服务人员也一样不少。之所以有这样的旅游项目,是因为某影视城发现了“为普通人拍微电影”这个商机,据称这种流水线作业,最快半小时就能拍出来,“从几百到几万元,根据需求来定价”。因为每到假期出游人数就井喷,还有人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不那么挤的休闲方式,比如“带着全家人,去3D影院享受一次电影大餐”“独自宅在家里,看书放松身心”……  国人旅游休闲地图的多样化,和我们旅游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密切。有统计显示,当前我国的旅游结构中,非景点旅游占比约80%,住宾馆饭店的游客比重越来越少。这种内在的结构性变化,让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走出紧盯景区门票的迷思,转向全域旅游。这反过来催生了民宿、民居、乡居、短租等共享住宿业态,以及露营地、特色产业园、旅游休闲综合体和“旅游+”商业模式,从而在满足游客多样化诉求的过程中,实现了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旅游休闲品质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也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旅游人群的集中,可能会引发一些难以预估的治理问题。比如,一些展览、热门景区游人如织,人气虽高体验却不大好。倘若长期对此视而不见,或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草草应付,就会极大影响人们的旅游体验。长期维持高人气,就必须让治理的完善、服务的提升跟上旅游发展的脚步,跟上人们对旅游品质的时代需求。在北京,故宫、颐和园、前门等热点景区,今年首次设立旅游综合执法站,游客可在此咨询投诉;在海南三亚,监管部门从监测海鲜消费评价着手,差评将推送职能部门处置。正是这些治理上的改善、服务上的优化,让旅游赢得了更好的口碑和市场秩序。  从更高的层面看,旅游体验的全方位改善,与我国综合国力强起来有关。尤其是这几年我国的高铁建设让出行更便捷了,说走就走的旅游更易实现,这极大提升了国人出游的便利度。全线通车的京福高铁,串联起了黄山、九华山、武夷山等风景名胜区,被赞为“全国最美生态高铁”。“高铁经济带”的背后不也是旅游带吗?可以说,高铁普及化,还有支付方式的便捷化、网络服务的发达,和公民更高的文明水准、更好的社会治理一起,缔造了更健康的旅游生态,合力驱动了个人旅游体验的升级。  “旅游是人的基本权利,旅游是人类实现自我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世界旅游组织1980年通过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如是称。然而,诗与远方的美好,不仅取决于个人修养,还是各种文明之力集中作用使然。当前,人们的旅游需求已经进入品质发展新阶段,只要顺势而为,精准发力,就能解决过去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由大而强进入文明新境界。责任编辑:

原标题 :(新华简讯)驻澳门部队完成第十八次建制单位轮换  新华社澳门9月1日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圆满完成协助澳门特区政府救助灾害任务后,于8月31日深夜顺利完成进驻澳门以来第18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前后,驻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员额和装备数量保持不变。(完)责任编辑:

原标题:任远:控制人口密度不能治“城市病”,精细化管理是根本    在世界各地的超大城市,有成功的城市,也有失败的城市;中小城市也有成功的城市,也有失败的城市,所以超大城市和“城市病”是并非必然关联的。超大城市的高密度往往被认为是发展的困境,而实际上高密度却恰恰是超大城市发展优势的体现。高密度带来成本的降低和集聚效应,扩展了生产服务产业链条和创造经济繁荣,通过强化了城市的多样性增强城市的创新,同时深化人群之间的经济分工和社会交往,创造出富有活力和更加安全的城市。  即使在上海,我们也看到所谓“城市病”的所在不是在高密度的中心城区,而是在相对低密度的城郊结合部,这也说明高密度并非会造成城市病。高密度某种意义上是更加繁荣和良好的城市治理,而真实的情况是因为城市发展的成功才导致了高密度的人口增长和聚集。超大城市中存在的贫困、拥挤、安全等问题不是因为高密度,而是表现为拥挤,因为拥挤有的时候恰恰不是高密度,而是低密度的。高密度的城市能够通过公共投资的增加改变拥挤,通过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提高城市的效率。因此,超大城市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城市病”不是由于高密度所带来的,而是由于城市生活偏离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同时,我们还看到,城市发展内在地具有不断提高高密度的趋势,我们看到一些高密度的全球城市取得成功,这些城市甚至还在进一步高密度化。  总之,高密度的超大城市并非就会带来“城市病”。从人口的角度看,“城市病”的本质在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不足的矛盾。因此,对高密度的超大城市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加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需要提升城市的管理能力。高密度城市的城市管理和服务,应该实行一种精细化的管理。    人口是城市管理和服务的基础,高密度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需要切实认识人口,把握人口状况和变动,基于人口的现实需求提供多样性和适应性的管理服务。因此精细化管理首先要求对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和动态获得精细化的信息,基于人口的多样性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服务。  城市管理和服务首先需要做到“心中有数”,因为人口数量是公共服务配置的基础。对人口总量和多样化的人口状况的准确把握,是城市管理和服务首先需要获得的资料。例如上海有着400万的流动儿童,有着460万的户籍老年人口,或者是接近500万的常住老年人口,等等这些城市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决定了城市管理和服务的基本任务。我们也看到城市郊区的入学难,实际上不是由于人口多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人口的增长相脱节造成的,这些都说明了对人口总量和多样性人口结构的把握对于精细化城市管理费用重要。  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人口的结构性和人口分布。即使在两个人口数量类似的社区,如果一个社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而另外一个社区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更高,社区人口的差别性塑造出社区的不同特点,所需要的公共设施的配置也完全不同。对于超大城市来说,由于人口密度的提高带来人口的多样性,也使得不同的人口分别有着不同的具体需求,这些需求包括从怀孕、生育和围产期服务,从0-3岁的托育托幼到人口的老年和死亡整个人口生命过程。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别、收入不同的人口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更有针对性地把握人口特点,针对人口的具体需求才能实现精细化的管理。  与此同时,超大城市的人口又是不断地发生变动。城市中的人口迁移流动具有动态性,城市中不断有人口进入城市和沉淀下来,并且发生着多期动态的家庭型迁移,迁移流动人口也逐步地离开城市。而在城市的不同空间的人的活动又有着相当的实时性,职业和居住的分离决定了人口的空间动态,构成了城市的脉动。城市人口的就业通勤、休闲娱乐、生活消费和健康服务等等生活需求,所引发的空间动态性决定了城市各种公共设施的规划配置和服务效率。因此,在不同空间范围内针对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决定居民生活圈的社会服务配置是必要的,而根据服务的可及性也有助于配置交通、实现区域和更大范围内公共设施的服务效率。人口的空间变动也内生出城市运行的风险,例如在元旦晚上人口娱乐的聚集是一种空间变化的临时性动态,而这种人口动态也要求实施相适应的及时的城市管理。城市的管理如果不能适应人口的动态性进行及时把握和预警,就可能对城市的生活带来灾害。对高密度城市进行有效治理,要求及时把握人口的动态性,才能及时判断由于人口动态性所产生的需求和社会问题,从而提供相对应的应对。  正是因为人口数据的基础性意义,不断扩展人口信息化的能力构成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基础。实有人口信息和实有住房信息等等数据整合在一起,对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非常必要。实际上,就人口信息化与城市管理服务来说,依靠10年一次的普查或者五年一次的小普查,其数据固然准确(当然对于普查数据是否准确仍然是值得评估和调整的),但对于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却未必足够。城市人口信息系统需要提高动态性和及时性,以及通过人口信息系统和相联系的公共管理信息系统匹配衔接,通过人口信息系统和社会信用信息系统良好衔接,通过人口信息系统和住房系统的有效衔接,通过人口信息系统和交通监控信息系统的有限衔接,各种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现是至关重要。在人口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除了要继续发展政府部门的登记信息系统的信息服务能力,使其更加精细化动态化,城市也应该适应人口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从而加强管理和服务能力。在人口老龄化、人口少子女化,以及人口结构和空间优化过程中,人口信息化应用的扩展对于强化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潜力是空前巨大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具有突出的作用,使得高密度城市的更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务是可能而且可行的。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大量数字化的印迹,这些数字性的记录对于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而言是重要的资源。因此基于人口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建设,对接人口的需求和城市管理,使得精细化的和不断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得以可能。    对人口要素的把握有利于加强对超大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而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关键在于,并不能将人口仅仅作为管理和服务的对象,更主要的是,地区的人口通过自身的参与,及表达其利益和需求,才使得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得到可能。  人口群体的多样性衍生出丰富的需求,难以通过整齐划一的基于人口数量的供给得到解决,实现精细化管理,需要基于城市人口的主体地位,通过他们需求的充分展现、通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充分展开,从中才能够发现科学和系统的管理和服务的对策方案。只有基于城市中不同个体的需求得到充分的表达,人口因素才能转变为城市治理,并使得城市治理能够适应城市的人口状况,满足不同人口群体的需求。因此,单纯从数字上了解到城市中有多少儿童、多少妇女、多少老人、多少失能人口并非足够,需要这些人口群体的利益需求得到表达和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才能实现。如果城市的公共管理和福利制度排斥了城市中部分人口的话语权,如果忽略和拒绝了某些人口群体在城市中的具体生活和市民权利。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则难以实现精细化和有效性,甚至有可能会转变为背离于人口需求、控制人口需求的公共政策。    人的积极参与所汇聚的社会力量构成不断提升城市管理与服务的积极力量,从而和政府与市场力量共同结合在一起,为城市人口提供必须和必要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来,城市人口不仅是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需求者,同时是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供给力量。突出的例子是城市中的老年人口。我们往往将老年人口作为是城市中服务和抚养的对象,但是老年人口中的相当部分也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力资源,能够为社会和社区创造服务和财富。城市的财富创造离不开人口的增长和参与,而人口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管理和服务的需要,归根到底仍然是由人口的参与和贡献所加以满足的。人口的经济参与、社会服务和志愿者参与,都是在人口增长和高密度城市中推动了管理和服务的主动力量。  城市人口在管理和服务领域的就业和劳动力参与、以及社会参与,本身使得城市人口成为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供给者,并因此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社会繁荣。因此,认为人口增长造成管理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境实际上是并不应该存在的,因为人口本身为城市不断创造财富,以及构成了不断提供管理服务供给的能动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看,对于超大城市和高密度城市的人口增长,固然构成城市管理服务的需求者,也是推动城市管理服务发展的供给力量。城市部门只需要合理分配城市作为增长机器所创造的财富,通过制度手段引导人口活力转化为管理和服务的供给,自然能够促进实现更优质、更丰富和更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务供给。  长期以来,我们在城市的管理和服务中总是强调由上到下的政府供给。政府供给需要基于人们的需求,在人口增长、人口密度增加和人口日益多样性的城市治理中,政府的直接管控能力总是有限的。精细化的城市管理需要动员人口对其城市生活过程中的参与和贡献,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更为丰富的服务。并因此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实践和机制建设。人口不仅是服务的对象,同时构成服务的主体。通过服务于人口,以及充分发挥蕴藏在人口多样性中的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实现高密度城市的而精细化管理,才能够在一个高密度城市中根本上破除“城市病”。  超大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通过跟密集的、多样的和包容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精密化的城市发展和治理。城市的高密度化是城市生命力和发展进步的表现,超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高密度性是上海发展成就的结果,也构成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超大城市的不断发展不是要通过降低人口密度来实现,而是要大力支持高密度城市的发展和治理,基于人口状况和变动,动员人口的参与和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通过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来塑造出卓越和成功的城市,并促进城市中所有成员生活福祉的提高。[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届(2017年)学术年会“超大城市主题专场”的发言,原题为:“人口因素和高密度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本文经作者审定。]责任编辑:

原标题:四川发布9名干部任前公示 涉及3所高校校(院)长人选  9月18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示温川平等9名干部拟任职情况。其中,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舒为平拟提名为成都体育学院院长人选;西南石油大学副校长王玲拟提名为宜宾学院院长人选;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尹析明拟提名为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人选。  任前公示全文如下: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管理办法》的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干部选好选准,现将温川平等同志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温川平,女,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7月生,党校研究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省政府接待办主任,2012年10月任现职,2012年4月任现级。拟任省委保密办主任,拟提名为省国家保密局局长人选。  杨程富,男,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7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12月任现职,2011年7月任现级。拟提名为省政协办公厅主任人选。  舒为平,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年7月生,硕士研究生,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2014年5月任现职级。拟任成都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拟提名为成都体育学院院长人选。  王 玲,女,汉族,中共党员,1966年4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西南石油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2010年5月任现职级。拟任宜宾学院党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宜宾学院院长人选。  尹析明,男,汉族,中共党员,1960年10月生,大学,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2013年5月任现职,2008年4月任现级。拟任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人选。  郭 庆,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10月生,大学,泸州市委秘书长,2016年7月任现职,2005年3月任现级。拟提名为泸州市副市长人选。  赵 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省农业厅副巡视员,2014年3月任现职,2013年4月任现级。拟任省水产局党委书记(副厅级),拟提名为省水产局局长(副厅级)人选。  胥万兵,男,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7月生,党校研究生、在职硕士,成都体育学院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2010年1月任现职,2009年1月任现级。拟提名为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人选。  邓 斌,男,汉族,中共党员,1967年7月生,党校研究生,遂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10月任现职,2011年9月任现级。拟任蓬溪县委书记。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在德的方面有不良反映,或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以及违反廉洁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9月19日至9月25日)通过信函、电话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28-12380,028-86602574(传真),举报网站:http://sc12380.gcdr.gov.cn  来源:川报观察客户端责任编辑:

分类:微事

时间:2016-04-02 09: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