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根据安排,当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位于卢沟桥边的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7月6日建成,几经扩建,截至2014年,馆藏各类文物达两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百余件(套)。  纪念馆从筹建到落成有哪些故事?纪念馆内的文物都是从哪里收藏而来?国家领导人如何重视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88岁高龄的抗战纪念馆的创始人郭景兴。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抗战文物保护工作的?  郭景兴:1979年,我从丰台区师范学校调到丰台区文化局,负责文物管理。当时,丰台区文化局有个想法,要在卢沟桥建一个文物保管所。但因为地处偏僻,没有人愿意去。我对保护卢沟桥很认同,就主动要求去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当时没有经费,没有编制,也没有办公场所。我四处求援,最后得到北京自来水公司的支持,拨给我两亩地。在这块地上,我盖了间70平米的房子,就是卢沟桥文保所。  新京报:当时卢沟桥保护情况如何?  郭景兴:当时的卢沟桥虽说是国家重点文物,但还没有真正纳入文物保护范畴。每天都有很多大货车从桥上通过。首钢设在附近,污染很严重,永定河里的水经常是白色的。有一次我站在桥上,感觉到大货车通过时,整个桥都在震动,桥上还有石头片儿掉下来。我心里心疼得呀,当时就意识到不能再让大货车从卢沟桥上走了。  新京报:那最终卢沟桥如何实现封桥保护的?  郭景兴:我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在桥头守着,数着有多少大货车通过,我想用数字引起领导和专家的重视。1982年开始,我前后写了9次紧急报告,给文物局领导、政协委员、文保专家。后来专家、委员们开始写提案,社会各界一起呼吁。终于在1985年8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封桥,禁止机动车与人力车通行。如果像以前那种用法,卢沟桥保存不到今天。   新京报:是否可以说卢沟桥文管所就是抗战纪念馆的前身?  郭景兴:对,其实到卢沟桥建文管所时,我就有建抗战纪念馆的想法,但当时时机不成熟,经费也不允许。卢沟桥文管所建成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提出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爆发地,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见证,有必要建抗战纪念馆。1982年5月,参与“七七抗战”的29军将领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从美国来北京,参观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第二天,邓颖超接见宋景宪,宋景宪向邓颖超提出,卢沟桥的陈列馆太寒酸了,跟七七事变的重要性不相称,规模应该扩大。邓颖超当场表示赞同。  新京报:随后开始筹建纪念馆?  郭景兴:到1982年6月,北京市人大、政协、市文物局的领导分别来卢沟桥了解情况,提出卢沟桥史料陈列馆要进一步扩大、充实。之后的几年内,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多次来卢沟桥视察。习仲勋、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也都做出过批示,同意建抗战纪念馆。1984年,终于决定由文化部牵头,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新京报:纪念馆从决定筹建到建成,用了多长时间?  郭景兴:1984年11月,成立了“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我担任筹备处主任。摆在面前最直接的困难就是建馆。经费实在不多,建馆用的沙子都是山东的沙厂赊给我们的。一说是建抗战纪念馆,各个单位都很支持。纪念馆1986年7月7日动工,1987年7月6日落成,整一年,7月6日举行了纪念馆落成典礼。宛平城墙修复1984年6月2日动工,1987年7月7日竣工。    新京报:除了建馆,开馆前在史料陈列方面都有哪些准备?  郭景兴:抗战初期我们只重视作战,留下记录很少。而日本右翼学者写了很多文章,颠倒是非说“七七事变”第一枪是中方先打的。我感到整理相关史实的任务刻不容缓。当时,“七七事变”已过去近50年,大部分参加者都去世了,必须抓紧时间访问尚在的几位关键人物。  我从1982年开始着手整理七七事变的史料。参加七七抗战的主力军是29军,我到河南省固始县访问了29军将领金振中;到南京访问了29军军训团的第三大队副队长朱军;到山西太原访问29军军训团大队长周树一;还有目击“七七事变”的老人、永定河管理处的老河工等。通过寻访,整理资料,还原了七七事变的真相。  新京报:你收集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明日军打了第一枪。  郭景兴:我找到多份日军战报,战报称他们的传令兵丢了,要进宛平城找传令兵,我们的驻军当然不让他们进城。于是日军朝宛平城开火,挑起了战争。还有,我寻访了29军的将领、士兵,他们都提到,七七事变当晚,29军曾检查过枪支,一颗子弹都没少。怎么可能是我们先打第一枪?   新京报:抗战纪念馆中的文物是如何搜集的?  郭景兴:1987年,抗战纪念馆建成以后,相关领导召集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的负责人,一起筹备抗战馆的文物陈列。军博、革博当时已收集了大量抗战文物,抗战纪念馆的文物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他们那里直接调集过来的。  此外,在抗战纪念馆修建和永定河宛平城修护的施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七七事变”时的文物,比如29军使用的大刀、钢盔,还有嵌着弹片的树干等。还有一部分文物来自抗战将领子女、后代的捐献。  新京报:捐献的都有哪些重点文物?  郭景兴:很多抗战将领的后代在天津,建馆初期,我们曾专程到天津去征集文物。抗战将领的子女听说建馆的消息,自发捐献手中的文物,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把宋哲元在喜峰口战役中使用的指挥刀等文物捐给了我们。抗战馆建成后,成立了文保部,文物征集就变成日常工作了。我们跟各地的档案馆、纪念馆都有密切联系,他们非常清楚当地抗战将领和家属情况。如果有家属捐献、或者发现了文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民间如果有人发现抗战文物,我们会采取有报酬奖励的方式征集。   新京报:抗战馆建成后,接待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访客?  郭景兴: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他在当年5月3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后留言说:“正视历史,祈中日友好,永久和平”。我退休以后,1998年去日本时,曾再次跟村山富市见面,跟他交谈时,他又提到参观抗战纪念馆后很震撼,日本必须反省那段侵略历史。  新京报:你对抗战的记忆,跟你后来致力于抗战馆建设,是否有很大关系?  郭景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九岁,在天津宁河县。那时日军白天就守在宁河县城的城门处,看到日本兵要鞠躬,不鞠躬就被打、被杀。日军经常在我们村里“巡视”,1938年的一天,日军把村长叫过去,问村里谁家是八路军。见村长不说,日军用大棒打,拿火烧,最后村长被活活打死了。抗战期间,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都跟那些经历有关。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七七事变”的意义?  郭景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被低估了。历史需要保护和珍视的,全面抗战的这段历史,日本可能会忘,但我们自己不能忘。对抗战的纪念,是为了战争不要再次重演。我现在已经88岁了,可以说,我还原历史、纪念抗战的心愿完成了。  抗战纪念馆  1987年7月6日七七事变爆发50周年前夕,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落成。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2.6万平方米,正面外形仿古典牌楼形式,深灰色筒瓦顶,以与宛平古城风貌相和谐。  整个纪念馆由正中的序厅、两翼对称的展厅和后半部的半景画馆组成。序厅的正面是一座长18米、高5米的大型浮雕。大厅顶部由15个方形藻井组成,悬挂8面古钟,左右两面墙上镶有《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进行曲》的曲谱,序厅两翼的展厅里陈列着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时期的抗战文物及图片资料。  新京报记者 张婷(原标题:“习仲勋等中央领导批示建抗战纪念馆”)编辑:

于今年4月初被曝“落马”的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昨天被“双开”。根据中纪委官网通报,钟世坚干预案件查处,违反保密纪律,向被审查人泄露案情并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还与部分行贿人员串供。通报称,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在陈述钟世坚的案情时,中纪委措辞比较严厉,称其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干预案件查处,违反保密纪律,向被审查人泄露案情;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礼品;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接受他人宴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为谋求个人职务升迁,向他人行贿。其中,受贿、行贿问题涉嫌犯罪。  此外,钟世坚还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与部分行贿人员串供,并将巨额财物转移藏匿。  在中纪委通报的诸多案由中,“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干预案件查处,违反保密纪律,向被审查人泄露案情”以及“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部分行贿人员串供”等表述,与其曾经的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一职密切相关,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严查的“自家人”“跑风、漏风”等行为的典型代表。  通报称,钟世坚身为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干部,本应牢记党的宗旨,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保持清正廉洁,但他执纪违纪、知法犯法,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组织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世坚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对其作出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落马的纪检官员超过15人。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开展反腐行动中一直强调严查“内部腐败”,已有多起纪检干部以及与纪检系统有关的高官落马。  京华时报讯(记者孙乾)(原标题: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钟世坚被“双开”)编辑:

新华网北京7月2日电(记者熊争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纯贡。  张德江说,议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议会组织,是各国议会开展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全国人大积极参与议联各项活动,为加强议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赞赏秘书长对推动议联与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合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今年,第四次世界议长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各国议长将探讨如何加强议会间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威胁与挑战等议题。中方高度重视这次会议,愿与议联秘书处及有关各方一道,为大会成功召开作出积极努力。  纯贡充分肯定中国全国人大在议联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期待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合作。  王晨参加会见。编辑:

本报记者 王磊《中国青年报》(2015年06月24日08版)  日前,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范式”为主题的首届C9高校(9所首批“985工程”学校)荣誉学院峰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等荣誉学院的代表前来参会。  荣誉教育发轫于美国,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它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为优秀的高水平学生设计个性化教育模式。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荣誉教育为少数具有高能力高水平的人才提供高端教育的条件:设置最合理的体制,配备最先进的教材,引进最有实力的教师,施行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步入大众化阶段。教育部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已接近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的边缘。在公民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如果忽视了高质量的精英教育,国家的创新发展也将失去动力。  本次峰会除了决定建立C9高校荣誉教育联合会,以期共同解决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共创拔尖人才培养的新范式之外,还围绕着荣誉学院学生的责任与使命进行了探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当前的精英教育实践中,“特殊培养”不等于“特权培养”,荣誉学院的学生应当有更大的担当和责任。显然,北大教授钱理群对“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得到了共鸣,也激起了精英教育实践者对于精英教育本身的反思。    “在大众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做好精英教育,是中国高水平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执行院长陈旸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是培养优质公民和精英人才的殿堂,而不是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地方,作为荣誉学院,少年班教育中特别强调自由与自主,以及责任与担当。”  在他看来,荣誉学院的学生是学校的一张“名片”,代表着学校的荣誉,因此优先享受到校内最好的教育资源。  众所周知,首先从选材上看,少年班的学生是与同辈相比能力更为卓越、志向更为高远的荣誉学生。“其次,学校为荣誉学生提供自由发展、自主学习的空间,帮助他们在高起点上发挥最大的潜能,建立更大的学术自信。”陈旸说,“宽口径、个性化,是少年班学院人才培养的最大特征。”  “我们不对学生设定统一的知识结构和学业课程要求,而是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陈旸特别指出,“少年班学院的学生,毕业时100个人应有100份不同的成绩单。”在他看来,“学生‘自主’的背后是强大的教授队伍、灵活的修课机制在作为支撑。”  据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党总支书记尹民介绍,少年班学院学生入学后不分学院和专业,先进行一年的基础通识教育,打下宽厚扎实的数理基础;第二年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学科平台,进入各学院学习;第三年在学院内自主选择专业方向,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平时除基础课集中授课外,其他课程全校范围内选修,毕业时授予数学、物理、生物等不同专业学位。每逢选平台转专业时校内各学院的院长、院士、大牌教授都会争先恐后地“抢”着上门宣讲,轮番展开“校内招生大战”。  据了解,36年来,中国科大少年班共毕业2910人,其中90%以上的学生都考取了研究生,获得硕士以上学位。这其中有5人当选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7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3人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而骆利群、庄小威两位校友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  对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校友来说,他们更在意的是校友在海内外学术界的成就。为此,少年班的校友们组织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校友教授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科大少年班共计培育了212位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该调查还表明,“少年班也是海归学术报国的先锋。”据2014年8月的数据,少年班毕业的教授中,目前在海外与国内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05年时的“3.31∶1”缩小到当前的“1.19∶1”。该报告预测,“5年内,少年班教授在国内工作的人数比例将反超海外”。  事实上,少年班校友钟扬在日本留学后前往复旦大学任教,其后前往世界最“高”学府——西藏大学任教,成为该校第一位长江学者。他花5年克服高原反应,现已“援藏”15年;2014年7月,哈佛大学博士、波士顿大学数学系的李思举家回国,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这样的个案,不胜枚举。  还有很多少年班校友,比如,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姚新,帮助中国发展演化计算等学科,使得国内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演化计算团队。他们虽然还没有彻底归国,但都为国内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让陈旸感动的是,学院组织高年级同学志愿担任低年级的“助理班主任”的活动已经开展了5年,尽管没有丝毫报酬,但大家热情高涨,参与人数从过去的20多人上升到现在的60多人,占毕业总数的五分之一。  “虽然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不能不去了解社会,更不能去做一个冷漠的人。”朱力奥是少年班学院11级学生,即将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对他来说,暑期“三下乡”的那段时光值得怀念,除了深刻认识农村外,他还发现,“一个人改变世界是从改变身边的人开始的”。  在皖北的一所中学,朱力奥与当地的高中生交流高考经验。得知一名学生高考失败,却因家庭原因不能复读时,他真诚地鼓励对方坚定自己的信念,克服眼前的困难。在他长期的帮扶下,最终这个学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一所一本学校。  “如果把自己当做精英人才的话,就要敢于去改变世界,如果国家培养的精英都不去做,那么又指望谁来做呢?”朱力奥说。(原标题:中国科大少年班:精英教育不能培养冷漠的人)编辑:

新华网北京8月4日电 (记者乌梦达) “在奥运会100多年的历史上,欧洲已经举办过30次夏季或冬季奥运会,但亚洲才办了5次。拥有13.6亿人口的中国只办过一次夏季奥运会,即便加上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国办奥运会的次数也真不多。”北京市市长王安顺4日表示。  几天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北京携手张家口成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北京也成为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之后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奥运历史第一城”。  作为北京冬奥申委主席,王安顺4日在北京市成功申办冬奥会工作通报会上表示,中国办奥运会次数不多,民众也很支持北京携手张家口举办冬奥会。  他说,北京申冬奥在全国范围内拥有90%以上的支持率,而在两个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民意支持率分别高达92%以上和99%,“这在历史上所有冬奥会申办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也充分证明了中国百姓对冬奥会的期盼”。  王安顺补充说:“这个数字并不是中国政府自己调查的,而是国际奥委会委托专门的第三方公司测评的数据。”  更多的民众支持冬奥,是认为冬奥会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5岁的张伟在位于北京约200公里外的崇礼万龙雪场已经当了5年滑雪教练。他说,申奥成功对他而言意味着更好的生意、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好的生活,“不仅是我自己,随着游客增加,我家里开的饭店生意也越来越好”。  北京市民张希表示,自己支持北京举办冬奥会的最大原因是北京将会有更多的蓝天。“政府承诺2022年的PM2.5比2012年下降45%,如果冬奥会能促进和加速这一进程,每个人都能呼吸干净的空气,我一定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她反问记者。  据统计,上一个滑雪季,北京滑雪人数增加了40%。“国际上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冬季运动薄弱、基础设施差的国家,但这些数字都是认识上的‘矫正’”。王安顺说,2022年冬奥会将促进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仅是对中国,而且对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都将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北京为我们勾画了将冰雪运动推广至数亿人的前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体育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作用,借助冬奥会促进冰雪运动的普及,是国际奥委会最为赞赏之处。  王安顺表示,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冬奥会与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一致,并将成为后者的突破契机。  举办冬奥会将加强京津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三地道路网络的形成,也将为京张两地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推动京津冀地区间优势互补、缩小城市发展差距提供契机。目前,备受关注的京张城际铁路已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19年完工,届时两座城市间的往来时间将由现在的三个多小时缩短至不到一小时。  “让奥运会回到城市与人民中间,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正是北京申办冬奥会并将持续施行的理念之一。”王安顺表示,在奥运历史上,美国一共举办了8次奥运会,法国举办过5次,日本(包括2020年奥运会)4次,英国3次,到2022年,中国将举办两次。届时,如果顺利,中国已经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将通过奥林匹克大舞台,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展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象。

分类:旅游

时间:2016-07-02 08: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