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赵力 林野) 8月22日20时50分许,位于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侯庄的山东润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后引发火灾。  22时40分,淄博市120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已经接到报警电话,目前有伤员送往淄博市中心医院、桓台县人民医院、桓台县中医院等多家医院。  桓台县骨伤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已经接到4名伤员,转送了县医院。此外,桓台县中医院也有1名伤员转送县医院。  桓台县人民医院急症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已接到伤员,“具体数目还未统计出,但大都没有生命危险”。

南都记者获悉,明天即将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阅兵之后,将首次不设群众游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14次阅兵,阅兵仪式后都安排有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压轴”。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参加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的军民数量达20万人。群众游行中,10万名各界群众代表、60辆彩车组成36个群众游行方阵、6个进行式文艺表演。  大家印象最为深刻一次群众游行是在1984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会上。这次群众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游行队伍行进打出横幅“小平您好”,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珍贵记忆。  今年阅兵后为什么不设群众游行?  南都记者了解到,这与阅兵性质有一定关系。此前14次阅兵均是国庆阅兵,属于“国家盛典”;而明天(9月3日)举行的阅兵是首次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是一种单向的纪念日阅兵,因此阅兵的主题确定为回顾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彰显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担当,主要安排的是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现仍健在的抗战老兵、支前模范和英烈子女代表参阅,以充分展示对抗战老兵和支前模范的敬重,对抗日英烈的敬仰。  此外,官方也不断就本次阅兵释放消息称:首次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不以规模大小论,而是更注重凸显主题特色。

沙县小吃,大概是全国覆盖率最高的连锁餐饮品牌,其占有率远高于成都小吃、味千拉面、肯德基、星巴克等境内外竞争者。  几个月前,就连其“劲敌”兰州拉面,也由发源地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县长亲自带队到沙县,“考察沙县小吃发展及品牌运作等情况”。  毕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短短20年左右,沙县小吃就已悄无声息地占领了中国的街头巷尾。  这些或整洁或简陋的店铺背后,有着也许在全国都独一无二的“推手网络”。推动者,是全国唯一以政府名义成立的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沙县人口中的“小吃办”。  自1997年成立“小吃办”以来,沙县至今已换了4届政府,在宣传推进沙县小吃方面从未懈怠。  如今,沙县政府已策划组建沙县小吃集团公司,把沙县小吃品牌朝着公司化方向运作,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上市。  这样,几万个背着木槌、鸳鸯锅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四处打拼的沙县小吃业主,就会有一个新身份——股东。    有着1600多年建县历史的沙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偏北,闽江支流沙溪下游,自古即为闽西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北方汉民族的面食文化和南方闽越先民的米食文化在这里融汇,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手艺。很多小吃“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争夺某个秘方传人的官司在沙县时有发生。  同属三明市的邻县永安,小吃也别有特色,可永安小吃并不出名,更没形成产业。  一个关于源头的说法是:1992年,带着小吃手艺的沙县人为了讨生活,自发出门开店。也有不少报道称,原因是那时沙县的“标会”倒了。  标会,是福建等地一种普遍的民间融资形式。一个标会往往由几十上百人组成。1992年,沙县以夏茂镇为重灾区,因赌博引发金融危机,标会纷纷倒闭,有人“跑路”外出开沙县小吃。  沙县小吃同业公会会长黄福松却认为,“‘倒标’出去的只是极个别的人。”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政府的推动才是沙县小吃走出去的根本原因。  1992年至1997年间,农村耕地包产到户,虽然尚未明确将小吃作为主要方向,但沙县政府一直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借此走出去。  “老百姓不甘贫穷落后,一部分人带着传统的小吃手艺先出去开店,赚钱的消息也传回了家乡,一带十,十带百,后来都出去了。”夏茂镇松林村的小吃业主姜承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姜承草1997年出去开店,第一站是福州。虽有亲戚帮带,心里也惴惴不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晕得很,到沙县县城走一遭都不敢想,更不用提去大城市了。”  他有个同乡,在大城市把店铺谈下来,交了定金,回家带着媳妇孩子又过去,却找不着位置,“我不骗你,有名有姓的。”  沙县小吃的优势是“即坐即上”,加上“一元进店、二元吃饱、五元吃好”,如野草般疯长。  姜承草到过福州、上海、河南、陕西等地。他的轨迹也基本符合沙县小吃“攻城略地”的路径:先是本省大城市,接着到珠三角、长三角,最后是中部平原、西部地区。  还有人去了新加坡、德国、美国、迪拜。  “哪里好做我们就到哪里做。但是我们文化程度低,如果没有政府帮忙,到哪里都要被欺负的。”说到此处,他那被烟熏火燎过的额头挤满了沧桑。    沙县“小吃办”的数据显示,目前沙县小吃在全国的经营店已超过2万家,从业人员6万多,年营业额接近70亿元人民币。可以作为比较的是全聚德年营业额不到20亿元。  1997年,时任沙县县委书记刘道崎下乡到夏茂镇,听到满街叮叮当当的砸铁声,发现铁匠正日夜赶工用于煮馄饨、熬高汤的鸳鸯锅。  问明原因,他随即主持成立县长兼任组长的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小吃办”。  同时,县委县政府鼓励各个乡镇至少有一名科级干部停薪留职出去做小吃,当年“下海”的干部就达200人。夏茂镇原党委副书记罗维奎“下海”后,两年多时间带领乡亲办起18家“罗氏小吃店”。  对于政府之于沙县小吃的影响,姜承草记得:1999年福州创建文明城市,数以千计的沙县小吃面临被清退的危机。沙县政府火速发动各乡镇党员,给小吃业主讲文件,“一定要达到标准,不达到就生存不了。”  一夜间,沙县小吃的煤桶全部换成了液化气,小黑板全部换成了招牌广告。  不久,福州市召开了饭馆业主大会,姜承草去参加,“当地分管领导说沙县老百姓丰富了当地的餐饮业,为同行作了表率,这1000多家沙县小吃就像初升的太阳。”他嘴巴咧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沙县小吃驻福州联络处设在沙县驻福州办事处大楼的顶层。姜承草印象深刻的是会议室里的大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了福州各处的沙县小吃。  没达到标准的店放一颗红图钉,达到标准的店放一颗绿图钉。广东等地沙县小吃店密度高,为避免恶性竞争,沙县小吃同业公会要求,500米范围内不能有两家沙县小吃。  现在全国有29个城市设立了沙县小吃驻外联络组织。上传下达、证件获取、纠纷调解、业务投诉都由联络处帮忙解决,还要做好所在城市的商标保护。  建立联络处的想法起自2006年,因为沙县外出经营人员多、经营区域广,管理成为难题。当年,沙县政府提出建立“一乡一城一组织”的发展战略,一个乡镇要负责在一个小吃业主相对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一个管理组织,这是各地联络处的雏形。  由于帮带关系,同一个城市的沙县小吃至少店主三分之一都是一个乡镇里出来的。有些乡镇负责两到三个城市的联络处。比如,夏茂镇负责北京联络处、西安联络处、杭州联络处。  “联络处隶属于同业公会这个行业协会,以提供服务为宗旨,不以约束为目的。真正需要政府层面开展的活动,比如维权,由县里面的相关部门做,联络处配合。”沙县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起初小吃业主经常面临租赁纠纷和拆迁问题,都找到联络处,“联络处同志会告诉他们如何调解,如果诉诸法律,如何请律师,等等。”但张鑫说,“联络处不是政府机构,不会以政府部门自居去调解。”  新人不会找店面,联络处也会指导:“新手盘老店,老手盘新店”,“原来开什么店,不改变原有的风味、口味。还要注意观察店铺门口的人流基本是什么时候入店,以及附近有无拆迁。”张鑫解释说。  每天,沙县小吃联络处的官方微信都会发布一两条店铺转让信息,写明店铺位置、转让价格、转让原因等,这些都由联络处负责搜集。  联络处的难处在于,统一所有小吃业主的认识,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沙县政府每年给所有联络处共约60万元拨款,“有些捉襟见肘。”  早期县政府对于小吃店也有不少补贴:2004年在上海每新开一家店补贴1000元,2007年在北京开张的前100家店每家补贴3000元。  到2015年6月底,“小吃办”和沙县农商银行设立的小吃融资担保基金贷款授信总金额已达到1.89亿元。  “我们发现,大家都想出去赚钱,力气却不知道往哪里使,1998年就设立了沙县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就一些共性的方面,比如小吃技能、食品安全给业主们做培训。”张鑫说。  零基础的小吃业主曾反映“上课听不懂”,多番商量后,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决定对学员作背景调查,把在同一地域开店、具有同等水平的学员安排在同一班级。  现在,张鑫每天要花至少3个小时,通过微信和微博与全国各地的小吃业主们沟通,解答问题,并把这些作为案例拿到课堂上讨论。  曾有广东学员问张鑫,原材料供应地离店铺较远,自己采购耗时,送货上门耗钱,如何解决?  张鑫跟几个老师商量后回复:“可不可以联合附近的业主请一个供应商送货,货品总量增加,不仅有市场话语权,还能分摊每次送货的成本。”    无论是销售收入、GDP效应乃至税收,小吃业几乎都不能直接给沙县带来风光业绩。但“沙县小吃却解决了三农问题,把农民转移出去了,让农民富起来了,返乡创业,还间接带动了配料、桌椅等相关产业。”张鑫说。  然而,家乡的赤脚医生告诉姜承草,离乡者越来越多,找他看病的全是老人,有些老人离世,连抬棺的人也没有。也许一人故去,一个家庭就在村庄中被就此划去。  如今沙县9万青壮年劳动力中约有6万人在外。最初,外出的农民自发尝试土地流转。“由于不规范,农民不踏实、租方难安心,很难持续。”黄福松介绍。  2001年,沙县县委、县政府从财政拿出150万元作资本金,成立了两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后来又在县农业局设立土地流转中心。现在沙县耕地的土地流转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  留守儿童也是个大问题。出门的小吃业主极少把孩子留在身边,一般都让留在沙县本地的亲戚朋友帮带。黄福松说,现在政府除了努力扶持民间托管机构,还鼓励公办学校的教师帮小吃业主带孩子。寄宿学校也必须配备电脑室,方便小吃业主经常与孩子视频。  “看上去简单的小吃业,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妇联、教育局、农业局、计生局、各乡镇街道……我们在举全县之力推这个事业。”黄福松说。  沙县附近的将乐、顺昌、南平等县市,甚至福建省以外的人也都使用沙县小吃的招牌。沙县小吃同业公会1998年注册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的集体商标,只有会员才有权使用。  但《商标法实施条例》对属地作为商标有一定的约束,使得沙县不能完全依靠商标维持沙县小吃的品牌和权益,于是开设了维权办公室。  有人提出,既然冒牌规范难度大,不如开放对外地人的有偿培训,也许就可以规避此类问题。  也有人认为,一旦放开,会造成行业管理的不可控,可能影响沙县小吃的品牌信誉。而且即使如此,对于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商家还是无法起到监管作用。  另一方面,即使沙县小吃已经有39个品种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因工艺及原料配送,出了沙县,一般也就是经营拌面、扁肉、炖罐、蒸饺这“老四样”。  “配送是个大问题。没有沙县本土的原料,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夫妻两个人做,也没那么多精力。”姜承草说。  有些难处,但沙县政府官方网站显示的新计划是,成立小吃集团公司,在3年内整合6000家店面、5年内新增发展4000家店面,让小吃业主全部入股,实现年营业收入500亿元。  最终,他们计划将沙县小吃打造为中式连锁餐饮知名品牌。  (原标题:

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兄弟帮”,在升入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已分别达2075.42万和1294.73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为未来中国脊梁的底层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四川芥县雍村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云乡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邓老师兼任生活教师,负责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学关系来统一编宿。邓老师认为,这种基于同班同学正式组织关系上的编宿,有利于舍友间形成群体内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并防止宿舍内打架、盗窃等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被编于同一宿舍或相邻宿舍中的学生们确实能够因为同班同学关系而显著降低在学校内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够减少宿舍内群体间发生暴力冲突与财物丢失等事件。但邓老师将这种“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效果想象得过于完美。  很快邓老师就发现不良后果:该编宿方式更容易发生团伙内部的共同违纪行为,例如熄灯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学相互间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长时间聊天、打牌、喝酒、翻围墙出校游泳或打游戏等等;也更容易发生团队之间的相互违纪行为,例如高年级学生经常欺负低年级的学生,如强迫低年级学生给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强迫低年级学生夏天在生活老师没在身边时到自己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则将低年级学生的被子强行抢来自己盖,而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人甚至三人挤到一个床上彼此取暖睡觉等。  为了抵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低年级学生则施展各种“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所谓的“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个体化的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很快也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予以集体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固化了“小帮派”内部紧密型的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小帮派”逐渐突破宿舍和班级的组织边界而汇合为反高年级学生欺负的“巨型帮派”。  在“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实施半年之后,邓老师明显察觉到宿舍中灰色“帮派文化”形成的雏形,于是试图通过用“再编宿”的办法予以瓦解。  第二次邓老师采取了“局部混合型”编宿的方式,即,将八九年级那些爱违纪的学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级学生的宿舍内,越调皮的学生编到越低年级的宿舍中,以此削弱这些学生在宿舍内的共同语言,进而减少违纪行为的发生。  可是不久后邓老师又发现,这些调皮的学生渐分化为两种极端:一种是高年级学生群体性恶性违纪行为确实有所减少,对同宿舍的低年级学生也没有欺负,反而在宿舍外成为这批低年级学生的保护者;但低年级的学生却在这种保护中形成对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崇拜,高年级学生的所有日常行为都被他们有意识地模仿,比如不再群体恶性违纪的高年级学生会不断私下个体化违纪,比如高年级学生晚上会偷偷抽烟、喝酒,而低年级的学生们也在榜样模仿中学会了此类恶习。这对于生活老师紧缺的云乡学校而言极难被发现。  另一种则是高年级学生更合法且便利地成为所在宿舍里的“国王”,低年级的学生们无疑成为高年级学生实施各种违纪行为的具体执行者。当老师发现这些违纪行为时,总是用面带戏谑的表情回应老师:“这与本人无关。”  在实施“局部混合型”编宿方式一学期以后,邓老师又坚决将宿舍编排回归到“同班同学型”的方式之中,仅有极个别具有正能量效应的高年级学生依然留在了低年级宿舍。  在回归“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之后,清晰化的宿舍年级布局和更丰富的低年级宿舍经验使云乡学校内部同辈群体间有关欺负与抗争之间的厮杀更为激烈,“兄弟帮”就是在这种同辈群体间的相互斗争中组建和壮大起来的。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男生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起因是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的同学模仿高年级的同学,建了一个“兄弟帮”。最开始是一个比较封闭松散的群体,成员都是自己班的同学,主要是防止同学被欺负。之后宿舍重新编排,“兄弟帮”就又陆续加入一些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低年级同学。  李元元介绍,现在“兄弟帮”的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其中九年级全班38个同学中就有24人,其他11人则分别来自八年级(7人)和六年级(4人),再低年级的就全部被清除了。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级同学所控制的“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欺负者”和“镇压者”。  李元元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50多人,其他低年级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者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都经常在一起玩闹,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要是挨欺负,“兄弟帮”其他成员都是要帮忙的,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就算退帮了。  另一位九年级“兄弟帮”骨干成员杨柳说,帮里的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必须每天都要有帮员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班主任老师。比如,今天我们就准备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边去不拿回来了,昨天我们是故意打坏了后门上边的那块玻璃,前天是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筒了……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的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这学期开学时选班长,在“兄弟帮”的推举下,老大齐磊当选。班主任老师虽然很不爽,但是没有办法。杨柳为此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兄弟帮”的力量,齐磊就敢和老师对着干!  在与这些孩子的深聊中,笔者总结出作为非正式群体的“兄弟帮”的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在没有变成高年级时希冀通过共同体的力量来抑制和平衡底层学校内部不讲任何逻辑和秩序的“弱肉强食”,在变成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  第二,它的组织形式总体上依附于诸如班级、宿舍这样的组织载体来建构和发展,且无论其最初是松散型还是后来的紧密型。  第三,网络工具QQ群所呈现出来的“加入—退出”状态,承载了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施展的“入帮”与“退帮”仪式功能,正是通过这种虚拟化的仪式手段才实现了群体身份实体意义上的彼此相互认同,进而使松散型的学生灰色组织变得更为紧密和更为形式合法。  第四,它的组织功能在不断地扩张,从最初仅仅对抗同辈群体,到后来逐渐对抗班主任老师,甚至于后来对抗学校制度。他们始终在强者与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转换,而这种相互转换使他们悄悄地完成了个体的社会化,并逐步在反学校文化自我认同过程中加速了底层再生产。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其他“兄弟帮”则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他们大多数为学校管理者所不可见,但却真实存在于像云乡学校这样的底层寄宿制学校中。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转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是:师徒制、亲戚制和情侣制。  “师徒制”是在学生内部所生发的一种群体关系,这种关系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严格等级化的师徒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学校官方所反对的“灰色经验”共享层面上的同辈关系。例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设计恶作剧经验等等。  “师徒制”这种非正式群体内部关系具有明显的四大特性:一是不稳定性,作为“徒弟”的学生和作为“师傅”的学生之间不具有正式化和严苛性的师徒礼仪与规范;二是短时性,当“徒弟”感兴趣的经验从“师傅”那习得以后,师徒关系便很快宣告破灭;三是单向性,“师徒”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学生两者之间,与其他学生没有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同门师兄弟的关系网络;四是可交换性,“师徒”之间关系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拥有对方感兴趣的新经验,师徒关系随时都可以相互变更。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亲戚制”是学生内部所生发的另外一种群体关系,这是通过彼此互认“姐弟”“兄妹”等亲戚关系来建构紧密型学生社会互惠群体网络的方式。在云乡学校内部,“亲戚制”似乎较为普遍,不仅在八九年级等高年级中广泛存在,在三四年级等低年级中也偶有所见。  八年级的男生张秋即是班内4个女生的“哥哥”,这源于张秋为人耿直、爽朗、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同时还具有不错的领导才华和个人魅力,因此很多女生愿意认他当哥哥,一方面觉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不被其他同学欺负,并在遇到什么困难时可求助于他而获得保护和享受安全。但作为“妹妹”的义务则是不定期地给“哥哥”买零食、帮做作业等等。张秋直言挺享受这种被她们认做“哥哥”的感受,感觉到这才够“英雄”、够“爷们”,由此他必须时刻在“妹妹”们面前展示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于是,挑战老师权威、对抗学校规矩、与高年级和校外同学打架、抽烟、喝酒、打牌、翻围墙等等,几乎成为和张秋一样的“哥哥”们必须定期循环展现在“妹妹”们面前的男性气概与英雄本色。  “情侣制”是学生们内部一种最容易被理解的群体关系。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因为全校高达75%的学生都属于留守少年或儿童,且在这种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内部实施准军事化的严苛规训和管理,因此学生们不得不隐匿性地从内部生发出一种情侣之“爱”去解构枯燥与乏味的无聊日子。  在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的“情侣”居然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发生早恋的。而更为严重的是早恋发生的年龄愈来愈下移,在云乡学校中,最早的“情侣”居然发生在三年级,六年级的孩子居然可以毫不胆怯地向笔者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的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云乡学校德育老师刘倩说,学校历来坚决禁止早恋,处罚也是相当严格的,以前如果发生早恋且情况恶劣,一般是必须要开除的。但现在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生,甚至都不能实施稍微重一点的惩罚,因此,以前学校即便有早恋的,“情侣们”也都相当低调,但现在几乎都彻底公开了,甚至有时候大摇大摆地在操场手拉手,在教室里接吻,甚至有男生被发现留宿女生宿舍。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何况现在很多班主任老师都是80后,他们都相当“开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大乱子。  确实正如刘倩老师所言,“情侣制”一方面越来越公开化的背后是义务教育阶段惩戒能力的被削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当80后的老师遇到90后和00后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策略性地应对和处理学生那些敏感的同辈关系呢?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而是与以下三个方面直接相关:  第一,与来自上层权威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夹缝中寻找到微弱的主体性。  中国西部乡村社会成熟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曾经散点式普遍镶嵌于传统村落空间中的乡校和教学点不断被撤并从而重心上移,乡间学龄人口向中心乡镇所在的较大规模乡校聚集成为现实,重心上移后规模扩大的乡校面对不断被调整而来的农村学生,一方面要预控风险以保证个体安全,另一方面要降低管理难度以适应编制实际。因此,规训式和粗暴式的日常学校管理成为普遍的教育教学行为。  底层孩子在被规训和被监控的环境中,一方面被外出务工的父母反复要求必须听从老师和学校的话,另一方面因远离家庭教育,诸多不好的日常行为与习惯更多只能从老师和学校处获得标准化的规训与流水线式的禁止。因此,他们更多容易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抱团建构“非正式群体”的方式以抵抗来自成人世界自上而下的权威威慑。  第二,与来自同辈群体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夹缝中寻找到真实的意义感。只有通过同辈中非正式群体的建构才能消解来自成人世界的日常权威,同时也抵御那些应付检查般的“形式化”和“象征性”关爱,同辈群体中的帮派必须要有封闭性的边界,这样才能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帮派圈中通过与其他帮派的对抗感受到真正的意义感,感受到组织性的相互关爱,进而达成身份认同。  这种灰色而隐匿化的自筹式关爱体系往往才是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导向两个行为极端:一是集体化全面拒斥来自成人世界的关爱;二是通过各种对抗成人世界的常态行为希冀获得成人世界的更多关注。前者往往发生于后者的数度失望之后。  第三,与来自其他个体的交互,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情感夹缝中寻找到深处的归宿感。  “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相对于“兄弟帮”等帮派小组织而言,是一种较为柔性的非正式群体关系,更多凸显出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以“情侣制”为例,早恋和性行为在底层孩子们中愈来愈频繁发生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生理期提前这一生物性因素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密集发生的早恋和性行为或许蕴含了更多底层孩子们用“同辈”之爱去对抗和弥补成人世界真正关爱体系缺失的社会性因素。  文中所提市县以下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中新社香港9月10日电 (曾平)香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9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此次汇演将由三艘趸船放出23888枚烟花,历时23分30秒,幷将加入以“抗战胜利70周年”和“北京冬奥2022”为主题的环节。  在10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负责设计烟花的港星多媒体制作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毛伟诚介绍,今年的烟花汇演共分9幕。其中,第3幕“抗战胜利70周年”将有36秒。届时,维港两岸将首次响起“警报”、发放“钛雷”,现场观感将“像飞弹在上空轰炸”。毛伟诚解释,作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表现“战争恐怖”与“和平欢乐”的强烈对比。  第4幕“北京冬奥2022”,维港上空将出现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巨型奥运五环图形。为让观众犹如置身于冬天的北京,现场将发放模拟“飘雪”和“飘叶”烟花图样。  第9幕“国家”将以无穷无尽、多尺寸、多色彩、多效果、大响声为主题。有“金大丽花”、“菊花”、“牡丹花”等为国庆烟花汇演结幕,最后28秒会高速大密度发放“银冠”、“富贵花冠”和“锦冠”加冕。  此外,汇演还将有“环保先锋创未来”、“同舟之情”、“爱与笑”等环节。烟花图形方面,还将有同幕出现的“大笑脸”、“小笑脸”,寓意“父母”和“宝宝”;“五片紫花带樱花芯”的紫荆花,寓意香港人同舟共济;“LOL(Laughing out Loud或Lots of Love)”将和“红心”、“双红心”同时出现24次,寓意“爱与笑”不分年龄、种族和国界。  汇演期间,市民和游客可在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多处地方观赏烟花。届时,现场将相应播放普通话歌曲《国家》、粤语歌曲《爱与笑》以及英文歌曲《Imagine》等音乐配合不同环节的烟花表演。  今年的烟花汇演由中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赞助,该公司首席财务官马浚琦表示,此次汇演耗资约800万港元。

分类:旅游

时间:2016-02-05 03: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