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克军,1996年3月开始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担任县委书记。2002年,调任阿城市(县级市)市委书记。2004年,进入黑龙江省委巡视组成为一名巡视专员,直到2011年7月退休。  退休后的李克军似乎有些“另类”,他不像别的老干部每天钓鱼、练书法、乐乐呵呵地在家养老,他要继续做一件在他的子女看来冒风险的事儿:写一本书,记录下县委书记这个群体的真实状态,他们的理想与欲望、尴尬与无奈,在现实面前发自人性的选择以及对自己的拷问。  李克军坦承,县委书记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他想做的不过是在这本书里说说真话。  2008年到2012年,他创作完成《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全书共收集近110多位县委书记的真实故事,其中20多位是李克军亲自走访,剩余的则源自新闻报道、资料搜集或可靠信源。  库叔获得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后,将陆续发布书中内容。希望通过这些真实案例,能为读者们勾勒出中国基层县域的官场生态。  文︱李克军  本文由瞭望智库摘编自作者所著《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近年来,由于县委书记队伍中一些人好大喜功、崇尚空谈、弄虚作假、滥用权力等不良行为,频频在媒体曝光,人们往往把他们看成是作风最差的一伙“官老爷”。  实际上,处于执政第一线的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具有“注重务实”和“善于务虚”的两面性。他们既有较强的埋头苦干精神和攻坚克难能力,又程度不同地存在华而不实、脱离群众等不良风气。    县委书记居于承上启下、面向基层的特殊地位,所以,他们肩头的责任和压力要比其他层级领导大很多。县委书记既要当好几大领导班子的统帅,又要承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指挥任务,还要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责任。除了外交和军事以外,几乎所有的工作,县委书记都要担当“第一责任人”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县委书记的干部,即使工作目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也很难四平八稳地上班下班、正常休息。况且走上这样领导岗位的人,有几个不想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政治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从而造福百姓,尽早升迁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县委书记,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他们很少能享受星期天、节假日的休闲。如果没有会议或接待活动,他们要利用这少见的空隙和安静,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有时也要安排小型会议,研究不宜拖延的工作。即使偶尔躲在家里,与父母妻儿谈点家长里短之后,脑海里也难以完全摆脱工作中的兴奋事或闹心事。况且,不期而至的“客人”或意想不到的“事件” 随时都可能使他们的家庭聚会中断。  他们经常顶着初升的太阳奔走在乡间或城里的大街小巷。笔者认识的县委书记中,有好几位有这样的习惯:天刚亮就起床(冬季6点多,夏季5点多),简单洗漱后,不带随员,驱车到下边走一圈,早饭前赶回来。农村的大田播种或田间管理是个什么状态,县里重点工程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城里的背街小巷卫生状况及乡下的村容村貌存在什么问题,都了然于胸,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  他们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因为工作时间忙于开会、接待、谈项目、听汇报,几天下来,文件就要堆起高高的一摞,需要开夜车处理。有时第二天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要发表讲话,需要晚上看材料。有时陪几伙客人吃饭或观看演出后,客人休息了,他们再回办公室处理文件或看材料。这样,他们就要经常忙到深夜。  “白加黑、五加二”的忙碌,当然不完全是“务实”行为,迎来送往也占很大比重。但是,就目前的县域治理体制来说,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工作,夙兴夜寐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即使是迎来送往的接待活动,也包括“虚”和“实”两方面的因素。有的项目,就是在酒桌上谈成的;有的资金,就是靠“热情接待”要来的。所以,就主流而言,县委书记们的“白加黑、五加二”,是求实务实的重要表现。  他们这种勤勉敬业的行为,可以说成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但就多数人而言,实际上是职业和环境使然。只要是具有一定爱岗敬业精神和守土有责观念的公职人员,走上这个岗位,就难以懈怠,就必然像被人放在冰场上抽动的陀螺一样,快速地转起来。    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县、乡两级干部与其他层级的党政官员相比,是最讲实际、最重实效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处在党和国家各项决策运行的“终点站”,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有的事他们可以推诿敷衍,有的事则必须敲钟问响。经过历练,他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较强的攻坚克难能力。  ——他们能够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践中找出解决各种难题的办法,把党和国家的政策、上级的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前些年的粮食征购、税费收缴和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要粮”、“要钱”、“要命”的三大难。现在,欠发达地区也有三大难,即上项目、保稳定、搞拆迁。上级制定的政策和提出的要求,都具有“两头堵”的特征。  以拆迁为例,很多省市都做出了类似“三年大变样”的部署,规定了所属各县区城市建设及棚户区改造的具体进度和指标,逼着基层大拆大建;同时,又利用媒体向公众做出诸多美好的承诺,向下级发布不准违法违规、不准强迫命令等各种禁令。  “县官”们不得不顶着多重压力,冒着巨大风险,采取各种招法,排除障碍,完成任务,并努力做到上级领导、拥护拆迁的多数居民、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和房地产开发商四方基本满意或过得去。  ——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对纷繁的工作任务进行筛选取舍。  多年来,方方面面都在强调抓落实,并把工作不落实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基层落实意识不强、作风不扎实。但实际上,在政治压力型体制下,上边部署的工作越来越繁杂,要求越来越完美,会议、文件、指令、口号,一个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同时,调训、考察、调研、检查、竞赛、巡视、督查等活动,也在不断地压缩基层抓落实的空间,迫使基层穷于应付,即使累死,也难以达到上级要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县官”们不但要学会“弹钢琴”,还要善于“筛筛子”。对上级要求严格、本地群众拥护或阻力较小、有利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容易彰显政绩的重点工作,他们会格外重视、精心谋划,千方百计地抓出成效,但也会程度不同地搞些表面文章应对上级过高标准的检查或考核。对上级虽有要求但“务虚”的成分比较大,难以量化考核,或群众要求不迫切甚至不太认可的工作,县委书记们往往采取半认真半敷衍的办法去应付。  ——他们善于顺势权变,做到“自己的梦自己圆”。  县委书记们未必熟悉管理科学的“权变理论”,但在抓落实过程中,经常遇到大原则与工作任务相悖、大政策与具体政策相左、大衙门出台的政策互相打架等情况。  譬如:上级一边高喊减轻农民负担,一边强调人民××人民办(取消农业税以后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一边严令不许地方乱开减免土地出让金和税费的口子,一边肯定和宣传“零地价”招商的经验;纪检委一边清理其他系统的达标竞赛活动,一边照样组织本系统的创优评比;农业部门和供销部门各自拿着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和《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争当农药市场的主管;某省国土部门坚持以《土地证》为依据解决土地纠纷,但林业部门却拿出省人大颁发的《森林管理条例》,以其中“已领取《林权证》的国有林业单位,不需再办理《土地证》”之条款,支持基层林场“回收”部分农民多年耕种的土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基层几乎每天都要遇到类似的矛盾,推得了初一,推不到十五;向上请示,只得到模棱两可的原则意见,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有时还会请来“禁令”,带来更多的障碍。所以,县委书记们不但要机动灵活地执行各项法规政策,而且还要经常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比如,有的地方遇到林区百姓毁林开荒,如果是少数人,且情节特别严重,就严格按相关法规处罚;如果带有群体性,就只能采取适当罚款、限期造林或变更地籍、追认其承包权等妥协办法处理。再如,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将征收入库的土地出让金和税款返给投资商,在支持企业改造资金或企业发展基金之类的科目中列支。  为推动改革发展或完成上级压给的工作任务,县委书记们“创造”了很多看似荒唐的“巧招奇法”。  江苏省睢宁县县委书记王天琦为整治机关作风和民风,用投票的办法选“最差官话”,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众信用等级评价”活动。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宋亚平为解决干部思想观念落后的问题,把187名干部“赶”到发达地区当“打工仔”。  豫南某县为了建设产业聚集区,以“强行摊派”的方式,要求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每人交纳集资款。该县县委书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省政府要求各县都要建产业聚集区。县里的产业聚集区按计划要投资1.5亿元,可是传统农区的融资能力太差,既没能从金融部门贷到钱,县财政也拿不出太多。”  某县在城镇改造中,遇到一个饭店老板,漫天要价,拒不拆迁。县委书记经过调查,得知县直机关很多单位经常到这里吃喝,于是便命纪检委拿着摄像机,守候在饭店门前,饭店立刻冷清下来。一周之后,饭店老板主动找到动迁单位,协商补偿事宜。  某县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一个手拿拖拉机修配厂执照的小作坊主,说自己每年都有100多万元利润,要求按此标准补偿。县里几次提高补偿标准,仍协商不下来。县委书记便找税务部门去调查这个作坊近三年的纳税情况,并放出风来,说如果发现他税款达不到额度,将依法追究其偷税行为,这个漫天要价的人立刻软了下来。  这些剑走偏锋的招法,有的合理合法,有的与法治精神相悖,有的游走于法律政策的边缘,有的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其结果,也具有双重性:既能化解一些工作中的难题,获得一定的治理效果,也可能带来某些后遗症。   笔者在几个县都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县委书记到生猪繁殖会议上做指示,却把计划生育会议上的讲话稿拿了出来,念了六七句后,引起满堂哄笑,这才发现错误。这个故事虽然可能是杜撰的,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会议多的实际。  2009年,一个名叫赵文平的某县直部门负责人向媒体抱怨:“一年下来,我自己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200个,多的(年份)甚至达到300多个。200多个工作日,平均下来一天至少要开一个会,有时同一时间要求参加的会议有三四个,而且必须‘一把手’参加。”“县委主要领导,一年中参加的大小会议、活动更多,绝不会少于1000个。”  樊红敏在《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一书中披露,一位县委书记说他“平均每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于开会的”。“南河市的新闻频道,只是偶尔某天没有会议报道,会议新闻成了新闻报道的典范,开会显然是地方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一道文化景观。”  书中还引用了一则讽刺会议的短信:“开会复开会,不开怎么会;本来有点会,开了变不会;有事要开会,没事也开会;好事大家追,出事大家推;上班没干啥,一直忙开会;大会接小会,神经快崩溃。”  县委书记们深受“文山会海”之累,经常发出抱怨和抨击之声。但是,他们又在不断地制造“文山会海”。  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和彰显自己的政绩,县委书记们都积极争取在上级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介绍经验,希望在上级的文件或简报中见到本地文章或信息。很多地方都将这方面的“业绩”列入相关部门的岗位考核目标。  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儿”,县委书记们同样高度重视开会、发文,特别是开会。因为,开会、发文是对上表明政治态度的重要形式。开什么规格的会议,发什么规格的文件,谁到会讲话,上边往往都有明确要求,有的还要进行考核打分。通过会议、文件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同上级领导机关保持高度一致,是中国官场的一个通行规则。  开会发文,也是免受问责的“护身符”和“安全阀”。抗洪抢险、生产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工作,如果出现了较大的问题,相关部门在调查处理时,往往把是否传达了有关会议或文件精神作为重要内容,有时还要查阅会议记录。所以,县(市)党委政府必须当好上级精神的中转站和传声筒,该讲的话一定要讲,该发的文件一定要发。这一点,不能怠慢和马虎。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个难解的悖论:几乎所有领域的工作,都在各类会议和文件之中无数次地重复,无数次地照抄照转、无数次地强调落实,结果却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属于某一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常规工作,如不特殊强调,就可能无人问津;本来发个通知或打个电话就可以部署下去的简单事项,如不开个相当规模的会议,并由领导按照重大意义、方法步骤、加强领导的套路讲上一通,照样没人当回事儿。于是,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依靠开会发文推动工作的路径依赖。  开会发文,还是权力和决策合法化、权威化的象征,成为展示领导者魅力的重要场域。县委书记们的思想水平、知识修养、表达能力,往往通过会议讲话体现出来。  县委书记重视会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秘书班子,认真起草报告或讲话。对重要文稿,有的亲自参加写作班子的讨论会,亲自修改定稿;有的事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交给秘书班子写出初稿后再进行修改润色。  二是对会议的日程、规模、方式等细节亲自敲定,有的还要提交常委会集体讨论。谁上主席台,要不要摆牌,讲话谁先谁后等具体问题,都要安排周全,稍有差错,就可能带来某些不愉快。某县有个惯例,无论什么会议,只要人大、政协主要负责人到场,就要请到台上。一次上级领导到县里参加一个以县委名义召开的会议,要求所有常委在主席台就座,其他县领导一律坐台下第一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因此没有坐主席台,心生不满,会议刚开始,便悄悄退场。某县召开整顿机关风纪大会,县委主管常务工作的副书记坐在主席台,另有两个副书记出席会议坐在台下,有人便议论说坐在台上的副书记企图突出自己,县委书记只得出面做解释。  三是注重演讲效果。有的对讲话稿反复修改,力求讲出新意,讲出特色。有的特别重视即席讲话,追求通俗、生动。  如,F县县委书记张海涛在谈到信访工作时说,“信访工作决不能割韭菜,必须拔大葱,拔一棵少一棵”;在谈到领导班子建设时说,“要做到心不散、腿不懒、眼不花、手不伸”;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说,“决策过程中,要做到四不:不论政策环境多么复杂,‘集体领导’的观念不能淡化;不论决策内容多么繁杂,‘民主集中’的过程不能虚化;不论决策时的意见是否统一,‘个别酝酿’的环节不能变味;不论决策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会议决定’这一法定形式不能变通”。  相当一部分县委书记,习惯于对某些工作思路或工作任务进行四六句、排比句或数字化(如“12345工程”)的概括。如:几个理念、几个原则、几个机制、几个强化、几个坚持、几个加快、几个统筹、几大工程、几大关系、几大战略;也有些县委书记讲话、写文章喜欢使用新鲜词汇和概念。如:新高度、新起点、新认识、新境界、关节点、兴奋点、切入点,等等。这些表达方式,有助于提升讲话或文章的气势,但也容易因文害义,助长文牍主义。  由于会议文件过多过滥,县委书记们对相当一部分会议的重视,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对会议的内容及针对性、实效性,他们往往无暇认真研究。  一位在地市机关从事多年政策研究和文字工作的干部被派到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们很紧张,以为这个大笔杆子肯定很难伺候。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县委书记先后在两个县(市)工作,从来没有领着“秀才”们研究过材料,也很少修改材料。他60%左右的讲话,都是照着秘书们起草的材料念;30%左右的讲话,不写材料,即席发挥;还有极少数重要材料亲自动笔。他说,搞了十几年材料,深知领导讲话的主要作用是表态性、象征性的,写得越完美,越容易助长形式主义,越是费力不讨好。  他的看法,不无道理。责任编辑:

原标题:我国将迎大范围明显雨雪 北方大部将有大风降温  中新网2月19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9日夜间至22日,我国将迎大范围明显雨雪天气,预计19日夜间至21日,北方大部地区将有大风降温。  受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影响,19日夜间至22日,我国从新疆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范围明显雨雪天气过程,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汉中北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或雨转雪,部分地区降雪量可达大雪或暴雪;江淮、江汉东部、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其中19日20时至20日20时,新疆沿天山地区的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10~15毫米),上述地区新增积雪深度4~6厘米,局地8~10厘米。中央气象台2月19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雪预报。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19日夜间至21日,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气温将下降8℃以上,部分地区超过12℃。上述地区将伴有4~6级大风,东部海域将有6~8级偏北风。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伴有沙尘天气。中央气象台2月19日18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19日20时至20日20时,新疆大部、青海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陕西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北疆沿天山地区局地有大雪或暴雪(10~15毫米);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华南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内蒙古西部和中东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6级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偏北风或东北风(见图1)。  20日20时至21日20时,青海东部、内蒙古中部、陕西中北部、华北中西部及河南等地有中到大雪,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雪;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中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6级风(见图2)。渤海、黄海及东海大部海域有7~8级、阵风9级的偏北风或东北风。  21日20时至22日20时,新疆西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山东大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山东南部局地有暴雪;西南地区东部、江南、湖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有中雨,其中,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广西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有4~5级风(见图3)。东海南部海域将有6~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责任编辑:

原标题:云南一中学施工吊车侧翻压塌临时教室 多人送医  云南网讯(记者 邓建华)记者3月9日从云南威信县县委宣传部获悉,2017年3月8日下午4时40分左右,云南玒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威信二中施工过程中,吊车驾驶员操作吊车在工地上吊钢筋,吊车侧翻,吊车臂砸向校园内板房,当时,共有9名学生送往威信县人民医院检查,其中:6名主要是受到惊吓,检查后已返校上课,另3名送往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检查。  情况发生后,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救治受伤学生,维护校园及社会稳定;成立事故调查组,即刻开展事故调查。  学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有序开展各项工作。第一时间将受伤学生送往威信县人民医院检查,并安排学校教师亲自前往陪护,立即告知学生家长;立即将现场学生疏散,将事发现场进行隔离保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同时将事发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威信县教育局接到报告后,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召开现场办公会,成立现场领导组,秩序维护组、救治组,各组按照分工立即开展工作;安排专人配合医院做好受伤学生的身体检查工作;加强门卫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要求学校各班主任做好学生安抚工作及心理疏导工作。  目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威信二中各班级正常教学,学校秩序正常。  来源:云南网责任编辑:

原标题:政治局集体学习,发言的3省委书记任务不轻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下午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习近平主持学习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庄严承诺。  “政事儿”注意到,这次集体学习,与以往颇有不同。  本届政治局迄今举行的39次集体学习中,主题多为经济、党建、国家安全、生态文明、反腐等领域,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也未曾举行过以“脱贫扶贫”为主题的集体学习。  也就是说,“脱贫扶贫”走进中南海讲堂,这还是第一次。  除了主题,形式也与此前有所不同。此次集体学习没有“讲师”现场讲解,而是播放了有关脱贫攻坚的专题片,由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先后发言。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扶贫办负责日常工作,目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刘永富任副组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 任。扶贫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协调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调查、指导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做好扶贫开发重大战略政策措施的顶层设计等。  刘永富此前曾任原劳动保障部副部长,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等职。2013年11月调任扶贫办主任后,刘永富随同习近平赴陕西延川县、安徽金寨县等地考察慰问。  集体学习时,陈敏尔、陈豪、王三运三位省委书记,结合本地区实际谈了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据去年10月公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截至2015年,中国农村有832个贫困县、贫困人口5575万人。“政事儿”注意到,贵州和云南,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贫困人口分别为493万和471万,甘肃省为317万。  三位省委书记发言的背后,扶贫,一直是他们肩上的重担。    大年初七,上班首日的陈敏尔就在参加植树活动的现场布置任务:“大家集中精力利用好这段时间,去聚焦脱贫攻坚,大家要抓早抓好抓实,我们脱贫攻坚今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把这项工作抓得更加落地,更加见效。”  还没出“正月门”,2月6日至8日,陈敏尔就来到毕节市石门乡调研,他在当地参观了蔬菜产业园、微型工厂、卫生院、学校等地,调研了马铃薯的种植情况,还和搬迁户一起打糍粑、贺新春。  “政事儿”注意到,十八大后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以来,陈敏尔曾多次强调“要把脱贫攻坚作为贵州的头等大事来抓”,并承诺: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视察,并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就做好“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发表讲话。  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陈敏尔两次召开“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大会”。在第二次大会上,陈敏尔特别说了一串数字:距离2020年倒计时1659天、39825小时、2389530分钟。  “政事儿”注意到,陈敏尔说出的这串数字,“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如何“争分夺秒”地实现脱贫,陈敏尔提出了他的思路:把扶贫重点县、难点乡排出来,集中攻坚。  对此,贵州省确定了晴隆县、册亨县、望谟县、威宁县4个“同步小康最困难县”,以及威宁县石门乡、晴隆县三宝乡等“贫困程度最深的20个极贫乡镇”。  此外,贵州还专门出台了《贵州省极贫乡(镇)脱贫定点攻坚工作方案》,并设立了全国首支省级“脱贫攻坚投资基金”,募集规模达3000亿。  去年9月,陈敏尔在召开扶贫开发会议时,强调要打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五场硬仗,坚决“打赢”极贫乡镇脱贫定点攻坚战役。  之后,由陈敏尔、贵州省长孙志刚等20名省部级官员挂帅,分别成立20支指挥组,赴威宁县石门乡、晴隆县三宝乡等20个极贫乡镇开展脱贫工作。其中,陈敏尔负责的就是石门乡,他三次到此“蹲点调研”。  同时,贵州也重手打击扶贫领域的违纪问题。根据2016年4月底公布的数据,贵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产业扶贫项目方面违纪案件2278起,党政纪处分2406人,移送司法机关214人,涉案金额17074万元;84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追究责任。  据日前公布的数据,去年一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493万人,减少到372万人。    “政事儿”注意到,云南的扶贫工作,则是探索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之路。为此,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在去年见了不少“大佬”,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就是一位。  去年4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与时任省长的陈豪,率领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去了一趟浙江,并到阿里巴巴集团跟马云“取经”。  在阿里巴巴,马云就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慧城市、农村电商、云计算向代表团作了介绍。他还为李纪恒和陈豪支招:“云南不是没有好东西,而是有好东西不会卖,卖不到好价钱。”  此行中陈豪表示,“今后要重点抓好农村电商,推广普及到云南各个县乡村,提高农产品生产组织化程度,做到种植、加工、销售融合发展,真正让云南的农产品卖出去,卖出好价钱。”  同时他表示,“要做好智慧旅游这篇文章,借此提升云南旅游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  4个月后,云南省举行了“加强东西协作、助力脱贫攻坚论坛”,时任省长的陈豪,又和马云进行了会面。  马云此行可并非“空手而来”。他担任会长的浙商总会,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23个招商引资、产业合作项目协议,涉及电子商务、生物科技、旅游文化、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总金额338亿元。此前,阿里巴巴还在云南大理运营了首个“淘宝村”项目。  “政事儿”注意到,除了马云,陈豪在去年还分别会见了中国电信、中国人保、太平人寿、华能集团、五矿集团等央企负责人,就扶贫开发开展合作。  同时,云南纪检监察机关对精准扶贫产生的违纪问题加大审查,据去年10月公布的数据,云南省共查处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47件,处理65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35人,政纪处分2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  本月20日,外交部和云南省举行的“魅力云南世界共享”全球推介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介绍,云南省贫困人口已经从2000余万减少到目前的300多万,“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地处中国西北的甘肃,贫穷是基本省情。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扶贫攻坚一直是甘肃省的一号工程,“这几年,我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扶贫上”。  王三运的扶贫工作,一再强调的是“精准”。“政事儿”总结了两串数字:“1236”和“1+17”。  这两串数字,源于甘肃制定的两项扶贫行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和“1+17”精准脱贫行动。  其中,“1236”行动是指“一个核心、两不愁、三保障、六大突破”的简称。“一个核心”,即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两不愁”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保障扶贫对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六大突破”,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素质提升突破。  “1+17”精准扶贫方案中,“1”是“2020年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17”,分别为饮水安全、交通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异地搬迁等17个精准扶贫专项方案。  王三运如此介绍他对“精准扶贫”的理解:聚焦最穷的村是哪些,最穷的户是哪些,最穷的原因又是什么,把它进一步聚焦。  在王三运眼里,甘肃脱贫最大的瓶颈,就是“贷款贷不到”。他曾对此感慨,“融资难,融资贵,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为此,甘肃设立了金融扶贫的路子,由政府做担保,为所有贫困户“应贷尽贷”。去年9月,甘肃创新推出了六种金融扶贫产品,在58个贫困县成立政策性担保公司,省财政出资1000万元,每县自筹1000万元以上,放大8倍杠杆,为33万贫困户提供了贷款担保。  如此大金额的扶贫资金,如何保证不滋生腐败?  “要充分发挥纪检等机关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严格管理扶贫资金,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扶贫资金行为,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贫困群众身上。”王三运在基层调研时,要求对市县乡落实“两个责任”进行分类指导,着力解决好基层在惠农政策落实、扶贫资金使用、农村“三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此,去年甘肃在全省开展了“保障扶贫资金安全”专项行动,列出贪污侵占、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挥霍浪费、私存私放、套取骗取扶贫资金等10类重点问题。省纪委14名班子成员分赴14个市州调研,其中兰州市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20起,处理26人,天水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7人,问责单位2个、领导干部2人,约谈108人。  今年1月9日举行的甘肃省人代会上,甘肃省长林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过去的一年,“甘肃减少贫困人口101.9万人,12个片区县可申请国家脱贫摘帽验收,贫困发生率由14.2%降至9.3%。”  “政事儿”撰稿/新京报记者 许腾飞 校对:陆爱英责任编辑:

原标题:首都机场明日将迎节后客流高峰  法制晚报讯(记者 李东)春节假期将结束,据首都机场统计,自2月1日起首都机场客流量较之前明显增多,预计2月3日将迎来节后客流高峰,全天将运送旅客28.34万人次,起降航班1733架次,其中进港旅客15.62万人次,进港航班874架次。进港高峰时段一般在每日的17时至18时和23时至24时。据统计,从春运开始至2月1日,首都机场共起降航班3.16万架次,运送旅客508.8万人次。(微信ID:fzwb_52165216)    为保障高峰时段的旅客顺畅出行,首都机场提示自驾旅客注意航站楼前即下即走,如需要长时间等待的,请听从指挥,将车停到航站楼停车场,停车场停车半小时内免费。  此外,三号航站楼接机车辆可以选择驶入三分钟通道,三分钟通道开放时间为8:00—20:00,请司机注意即上即走,禁止长时间停留。  另外,首都机场停车费开通支付宝支付,在停车场缴费时,只需将手机调至支付宝付款界面,由现场收费员扫码即可实现支付功能。  目前,首都机场市内机场巴士和省际机场巴士车辆已全部支持免费WiFi服务,乘坐首都机场巴士的旅客,可全程享受“无线”服务。  对于选乘出租车离开机场的旅客,一定要乘坐标志齐全、有合法运营资质的正规出租车辆;下车时注意清点随身物品,防止遗失;付费时注意司机找零,不要随意与人交换大额面值纸币,特别注意防止被不法分子趁机兑换假币。如有困难或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电话报警。   考虑到春运期间出行旅客较多,首都机场的航显大屏新增了“寻人启事”的功能。如旅客在公共区域与亲友走散,可向问讯柜台的工作人员求助,工作人员会通过柜台岗及流动岗协助旅客寻找走散亲友,同时在问讯柜台大航显屏播放寻人信息。  旅客如在机场丢失物品,可及时到航站楼内失物招领处或拨打96158查询。对遗失在国航及国航代理的飞机上的物品,首都机场开通了“场内速递”服务。每日9:00-18:00期间,三号航站楼失物招领工作人员带符合条件的旅客前往隔离区,与国航机上清洁人员进行遗失物品交接,将遗失物品及时带出并交还给旅客,缩短旅客等待时间。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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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0-05 04: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