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一则新闻颇为引人注目:“教育部要求,在全国中小学教材中,将’八年抗战’的说法,一律改成’’。”  抗战时长说法的变化,是一种“统合”。在此前的教材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谓“局部抗战”;七七事变之后,谓“全面抗战”。均为“抗战”。  但事情也并不简单。教材虽小,每次改正,均牵动大局。为何官方突然有此变化?    先下一个判断:这是一次落实中央精神的改动。  2015年的九三阅兵,习近平开篇即谈:“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而早在2015年7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事实上,这次改动,也已酝酿许久、至此完成。而这一改动,不仅是落实近年来抗战研究成果的举动,更是给予这段抗战史以确定的承认与尊重。  这种“承认与尊重”,也落实在九三阅兵当天。  当天,在阅兵队伍中,“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从天安门前走过。电视里的画外音是:“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他们14年周旋苦战,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永垂史册。”    那么,为什么之前又有“八年抗战”的说法呢?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中说:“(八年与十四年)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其实质内容没有矛盾。”  “约定俗成”,说明来源已经不甚明晰。的确,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停留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全面抗战的开始。  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发表的《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就有“我们的抗战……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的说法。  在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十四年一直不可分割。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中虽然也有“八年”、“八年来”的说法,但明确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1949年,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所发的电文,再次肯定了东北抗联从1931年起即进行的抗日斗争:“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这种肯定也持续到现在。无论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年,还是2015年的九三阅兵,领导人的讲话中均体现了“十四年抗战”的史观。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民党的抗战叙事。    2015年9月2日,马英九发表抗战纪念讲话,直接用的是“八年抗战”:“八年抗战不但挽救了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也帮助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  如何记忆历史,其中存着差异。  有人说,之所以算“八年”,是因为要从“政府是否宣战”算起。因此这个起点,要从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开始。  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事实上,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得到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发出。但这么算下来,抗战才4年,更不符合常识。  国民政府之前4年为什么不宣战?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侵略与反侵略从来无所谓宣战与否,日本就从未宣战;第二,当时形势下,按“国联”规定,一旦中日生战,中立国将实行封锁,为了得到国外的军火,国民政府也未宣战。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根本就没法儿纪念之前那6年。    毕竟,从1931到193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屡次“局部抗战”,都不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想看到的。  回想一下吧:九一八事变,是“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当时东北军和关东军的力量对比可是对中国有利;一直到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于兵谏之形势,蒋介石才同意抗日。  说得再直白些,这6年间,国民政府根本没想跟日本打。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有明确表述: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 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的《告全国民众书》也说得很明确:“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而在事变后两天,中共即发出抗日通电。  但从东北开始,战火早已燃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抵抗;1933年,有热河抗战、长城抗战;1935年,有 “华北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实质上放弃华北主权,之后中共发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八一宣言;至于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 等,更是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整整14年。  所以,国民党没法儿纪念“十四年抗战”,是历史记忆的选择问题,也是政治取舍的问题。但以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为代表的抗战,毕竟从1931年就开始了。    九一八之后,东北大地上活跃着的游击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不服从命令”的官军,以及民间自发力量。  看看这些名字吧:国军中的爱国力量,有公安总队、警察、东北军团;人民自发成立的,有诸如“东北民众自卫军”、“吉林自卫军”,甚至还有“大刀 会”、“红枪会”及“胡子”等绿林人士;之后,“东北义勇军”等力量,被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其领导者,则有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 等。  这也不止是东北人民的战争。就义于雨花台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广东人;烈士赵一曼,四川人;牺牲前在冰雪中断粮五天的杨靖宇,河南人;中 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江苏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军,云南人。朝鲜的第一代领导人,如金日成、崔庸健等,也曾是东北抗联的一员。  6年间,在白山黑水的冰天雪地里,汉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不同民族的中华儿女一起,用游击战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兵力。    其实,学术界也一直有改掉“八年抗战”的声音。岛叔查到一篇1987年的论文,就呼吁要接续“十四年抗战”的表述。而在日本左派史学研究者那里,“十五年战争”的提法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其起算点就是九一八事变。  换句话说,“九一八”是一个节点性的事件,这一点也是史学界、以及党派间可以公认的标志性事件。就连日本天皇也在2015年元旦时说,“日本应 该借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借此机会好好学习以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为发端的那场战争的历史,思考日本今后应有的样子”。  今年是七七事变80周年。改变抗战时长的标准表述,也是为了更好地记忆那场战争。毕竟,人们如何记忆过去,也就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总有一些记忆,值得被全民族小心呵护。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言:“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责任编辑:

原标题:外媒:中国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 多数未接受过治疗  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官媒18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8日报道,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中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据《日本时报》网站2015年5月25日报道,《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这个比例大约是美国的1/20。  但对精神疾病医生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柳叶刀》周刊说,2003年至2008年,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大多数病例源于生存压力增大。这些精神疾病可能是实施暴力犯罪的人数日益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精神疾病人数增加的同时,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举措并未跟上。根据一些统计数据,近年来,享受免费门诊治疗的只有4.5万人、享受免费住院治疗的仅7000人。在北京,近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  由于精神疾病治疗需求巨大,未注册的、未接受过足够训练的心理医生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病人提供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许多病人症状日益严重。  来源: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

原标题:西城将建20处仿真冰雪场地  法制晚报讯(记者 陈斯)今天上午,记者在2017年西城区“两会”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三五”期间,将在有条件的学校和街道建设20处仿真冰场地。  西城区体育局局长包川上午介绍,“十三五”期间,全区将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和课外活动计划,深入推进青少年“三大球”工作。继续开展学生体育联赛、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假期体育活动等,建立学校体育活动的长效机制,养成终身锻炼的体育习惯。继续开展武术进校园、冰雪运动进校园,发挥优秀体育文化育人励志的积极作用。(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  此外,挖掘推广冰蹴球、冰龙舟、冰嬉等项目,为助力举办冬奥会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积极推广可拆卸仿真冰雪场地建设,在有条件的学校、街道建设20处仿真冰场地。规划建设月坛体育中心滑冰馆,形成与冬季什刹海、北海、陶然亭天然冰场相结合的,辐射全区的南北呼应的冬季体育健身圈,努力打造全天候运行的冰上场地供给。责任编辑:

中新网南京1月10日电 (记者 崔佳明)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微发布消息,8日上午11时50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瑞荣与世长辞,享年95岁。这是今年首位过世的幸存者。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80年岁月流逝,在世者已经越来越少。1937年,夏瑞荣的爷爷被日军杀害,他本人也被日军抓去当挑夫,期间目睹了日军的暴行。1946年,夏瑞荣在军事法庭作证。如今,这位日军暴行的见证人和控诉者仙逝。  此前在去年12月10日,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探望夏瑞荣老人时,夏瑞荣老人向学生们回忆了自己从五台山难民营逃亡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用汽油点燃中国人的房屋、用刺刀捅杀中国人的野蛮行径,以及在下关码头对中国民众进行集体屠杀的凶残暴行。同时,他告诫学生们,和平来之不易,悲剧不可重演。(完)责任编辑:

原标题:多地划出彩礼指导标准 婚恋嫁娶何时不再“天价”?  中新网北京1月7日电(吕春荣)日前,河南濮阳市台前县对农村红白事标准给出“指导意见”,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引发舆论关注。  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注意到,不只台前县,近年来,针对“天价彩礼”问题,四川金阳、山东巨野、河南清丰等地也都先后划定指导标准。那么,如此标准能管得住“天价彩礼”么?    每到年终岁末,伴随婚恋问题受到热议,“天价彩礼”也成一大热门话题。近年来,“天价彩礼”的相关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注。  彩礼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农村,受到攀比现象等因素影响,“天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它困恼着许多家庭,有些人甚至因彩礼过少险些被退婚。  在农村,彩礼有很多讲究。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地区,出现用秤称足三斤三两百元大钞作彩礼的现象;还有的讲究“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钞票,共5万元,1000张百元大钞,共10万元,50元钞票看着给,彩礼15万元起价;更有的地区按女子学历标价,本科15万,大专12万,中专10万……  “天价彩礼”现象也愁坏了网友。许多网友感慨,自己只能望“媳”兴叹,直呼“都不敢结婚了”,也有网友质疑“这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彩礼负担过重,希望婚事简办”,如今,这已成民众的普遍心声。对此,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会议,并下发《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工作意见》,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此后,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措施,遏制“天价彩礼”。  日前,据媒体报道,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文明办上月底印发的《台前县农村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规定,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此外,《指导意见》还规定,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内,每桌不超过12个菜,烟每盒不超10元,酒不超30元;迎亲车辆总数不超6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台前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此前,四川金阳、山东巨野、河南清丰等地也都先后划定“彩礼指导标准”,均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  以四川金阳为例,早在2015年12月,该县出台了《金阳县人民政府关于遏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实施细则(试行)》,该文件明确,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6万元;婚嫁中送亲接亲车辆不得超过6辆……    政府划定“彩礼指导标准”也引来舆论热议,民众态度不一。有人点赞称,此举旨在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从初心上来说是善意的,从现实来说是需要的,切合了我们倡导的公序良俗。也有人质疑,政府管得有点宽,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逾越了权限,政府没有权力约束彩礼的数量。  对于诸多争议,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多地表示,出台的“彩礼指导标准”只是引导行为,并非强制措施。譬如,台前县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我们不会强制执行,只是一种引导,接下来会按照程序修订,是村规民约,让村民自治,这样去做。”  并非强制措施,那么,这些指导意见能管得住“天价彩礼”么?新华网的评论文章指出,给彩礼“限价”,很容易沦为“民不举,官不究”。  上述评论文章认为,解决传统观念上的问题,还得从转变思想上下功夫。当务之急,是要出台好的政策,保证妇女在各方面能取得和男性平等的权益,让“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逐渐在乡村扎根。在此基础之上,扭转男女比例失调,破除嫁女“待价而沽”等顽疾才会看到希望。责任编辑:

分类:游戏

时间:2016-02-07 15:14:02